何包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教授

我对儒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我记得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我没去听。我就自己在读《论语》,整个一学期,我就利用那个时候读《论语》,收获很大,终身受益。“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试,我自然考得也很好。大家都知道,我应该比你们大一点。批林批孔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生。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儒学,还是要批林批孔,其实对孔子一点儿都不懂,一定要写大字报。但是,在中国这个背景下长大的,儒学的东西流传在我们血液之中。所以,到国外我也一直在思考儒学的问题。对儒学,我大概撰写并发表了四篇英文文章。第一篇文章讨论少数民族问题,其实我有一点跟姚老师相近,就是游走在自由主义跟儒学之间,通过二者的对话来看待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这是我第一篇英文文章。后来写了有关儒家与民主的四种关系。前两年在《政治理论》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是关于儒学商议,有一个中文译本。

儒学商议的题目是来自于生活,我在温岭做实验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些积极推进民主协商实验的地方官员都是当地孔子研究会的主要人物,包括宣传部的副部长是研究会的会长,具体干事的那个宣传干事也是积极地推崇儒学,而且温岭官员还用了一个术语叫“恳谈”,这个术语就是带有很多儒家性质的东西。你再去看中国有很多的乡贤理事会,都带有儒家特色。在现实社会的刺激下,我追溯了一下儒学的“议政”传统,写了这篇文章。此外,我还写了一篇是讨论中国汉语文字的发展,最后讨论到改土归流的问题。改土归流背后有一个文化的大一统问题,这也跟儒学有关。

我目前对儒家的宪政很感兴趣,所以一看你们关于儒学宪政的专著非常激动。我想下次我们搞一个小范围的讨论,探讨儒家宪政、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的关系,人不要多,就挑十个人左右,我们深入地谈谈这三家对宪政问题的看法。因为这方面有很多问题,很值得探索。

我大概讲几个要点。

第一点关于儒学的发展。

现在一个最新的发展非常有意思,就是儒学开始全球化,用英文的语言来写儒学,这个新现象很值得研究。实际上,儒学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理解的那个仅仅由中国人以中文的形式加以书写的儒学。现在儒学全球化有几个特点,比如美国有一本书叫《波士顿的儒学》(《Boston Confucianism》),那是白人Robert Cummings Neville写的。它跳出了一个黄种人写儒学的这么一个传统框架,白人用英文写儒学。在美国背景下,儒学跟民主是完全相吻合的。但是,美国人写儒学并不是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不是他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国人写儒学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重大区别。

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注意,就是香港学者这几年开始写了一大批的儒学著作,都是用英文写。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取胜以后,一批学者跑到香港搞了所谓的新儒学,当时钱穆、牟宗三用中文写的。到了现在没有继承人,现在继承人全在大陆了。但是,出现了一批新的继承人是用英文在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陈祖为(Joseph Chan),他前两年写了一本专著《Confucian Perfectionism》,中文翻译为《儒家的至善主义》。这本书很有影响,在普林斯顿大学专门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我们不一定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是他的几个特点可能是我们大陆所缺乏的:一个是他的分析传统,第二是他的论证方式,英文叫justification。他的证明不诉诸于以前的权威,而是基于现代理性而展开其分析和论证。还有另外一个学者,来自韩国,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叫Sungmoon Kim(中文名叫金圣文),他近几年出了两本英文书,都是由剑桥大学出的,最新的一本是关于儒学宪政,英文书名是:《Public Reason Confucianism: Democratic Perfection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East Asia》。

用英文来讨论儒学的现象,这很有意思,它有优点,可以把儒学推到英文世界走上全球。但也有缺点,一旦用英文写,不用汉语文字来写,就会失掉一些东西。我感觉到,中国的儒学发展怎么跟这些学者沟通、对话、提升,然后又能超越他们,这对中国儒学发展是一个新的挑战,这就涉及到中国文明走向世界的问题。那么多人用英文来写儒学,实际上表明中国的儒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阶段,这本身是一个好事,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儒学的方法问题。

 儒学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主导方法是经验方法,文本解读方法,还有就是哲学的方法。哲学方法就是思考儒学的价值。比如说王道政治,那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对理想政治的一种追求,相当于罗尔斯对良序社会的追求。我主张分析方法。我曾总结了一下现在对儒学跟民主的讨论,大概属于这几种分析模式:一种是讲冲突的,一种是讲它们可以兼容的。我觉得除了这两种分析模式之外,还有一种是混合型,即民主与儒学是怎么混合的。此外,第四种分析模式就是换个思路,原来都是从民主的标准来判断儒学、看儒学里面哪些因素是跟民主相混合的,现在换个思路就是从儒学的角度对民主批评。大概是这么四种模式,我认为现在讨论儒学和民主太局限了,没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来分析。

如果我们用了上述四种模式,并且考虑各种民主模式,那么儒学和民主的关系就更为复杂。其他的不讲,比如我们只注重三种民主模式,即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精英民主,如果以这三种模式,再加上我所说的上述四种关系,把它放一个表,那么就有12种关系。有这12种关系,可以作一个分析性框架,找一批人详细讨论儒学跟民主的关系。我想可能精英民主、协商民主跟儒学兼容很多。我建议把各种模式弄得更细,分析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不是只是强调吻合或冲突。

第三点是关于儒学的民主改良方案,就是从儒学的角度来重新看民主的发展。

民主自身有一系列缺点,从儒学看到现行民主的缺点,儒学可以提出一系列的改良方案。很多人探索过这个问题,我简单介绍。Roser T. Ames是一个美国的哲学家,他专门对民主理论的本体论理论框架做出挑战,民主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说应该用儒家的关系理论去取代个人主义。一旦整个理论框架的根基改变了,一系列的东西就变了,这是一个儒学对民主改造的思路。

还有一个思路是对权利的纠偏。我们要人权,要权利,但是如何理解权利、怎么使用权利、有哪种条件、权利跟义务有什么关系。陈祖为曾经讲过,权利不是每天要用的东西,只是当不得已的时候去用。日常生活应该强调的是美德政治。如果今天讨论,我们一上来就讲权利,这样会让人很不舒服,朋友之间遇到问题通过商量,只有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运用权利。但是,如果我跟你一开始就讲权利,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搞得很淡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选举制度。我认为李源潮当中组部部长时的一个改革非常有价值,就是所谓的三票制,即选票、考试票和组织的考核票。这就不是一个选票说了算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考试票,老百姓的推荐票、组织的考核票。这种实验实际上跟西方经济学家说投票之前要先考虑这些人有没有资格投票有一点类似。中国实验搞三种不同的票,涉及到三种“票”的权重和次序,这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试验,背后也有儒学的理念,因为要考虑到考试票,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方选举制的一些问题。比如在澳大利亚,Paulin Henson以反对亚裔移民为口号,一下子被选上了。儒学通过引进考试和组织考量,Paulin Henson就可能进不了候选人名单,这样儒学可以改良和提升民主品质。

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如果要改良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发挥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谏官不会争权,不会相互谩骂、指责。目前,两党制开始慢慢沦为相互谩骂,就失去了真正理性的讨论。这是为什么西方搞协商民主的背景。在中国的背景下怎么样把谏官制度发挥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儒学宪政的问题。

第四个点是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儒学。

到目前为止,基督教文化圈里有基督教命名的政党,比如在德国。以伊斯兰为名的政党不知道有多少,在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都有。在东亚社会,你到日本、韩国、越南、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去看看,没有以儒学命名的政党。对此怎么解释?再讲到儒家宪政,虽然孙中山当时提倡过五权说,就是要把儒家的考试院、监察院与三权相结合,到现在仍然是三权分立为主流。但是在伊朗,它的精神领袖在其宪政框架中保留很高的职位。所以,如果我们去跟不同文明体系比较,可以在诸如政党、法律、宪政、民众、军队等各个方面看到,中国的儒学在政治当中的地位绝对不如其他宗教文化。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五点关于协商民主

我非常赞同弘道书院的理念,我认为中国的王道政治是中国的一种理想政治,这种理想跟罗尔斯讲的良序社会是一样的,只是内容和语言不一样。某种意义上,用黑格尔的话来讲,还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的一种“绝对精神”,就是说,王道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体现、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解释。现在我们讲协商民主,如果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讲,王道是一种目标,协商民主是一种手段。现在很多人觉得协商民主是一个目标,然后到中国儒家传统里去找积极资源。实际上,这就是把中国的传统当作一种工具,把协商民主当作目的。我说这个思路要倒过来考虑,实际上协商民主是要完成中国文化传承和发扬的工具。就是说,中国这个王道政治从古到今两三千年一直没断,今天有一个协商民主可以重新解释、发扬王道政治。我认为协商民主有这么一个历史使命,一种文明的使命。

我听说国内有人在反对提“儒家宪政”,说这个是套用西方的术语。我认为这个说法完全不对。我有一年去日本的奈良,奈良是日本古老的首都,我看到当时圣德太子写的一个东西,现在还保留在那儿,叫《十七条宪法》,用的词就是“宪法”。《十七条宪法》当中有:和为贵、以民为本、不乱本性,这都是儒家的民本思想。第十七条是对君王的一种约束:凡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宣论。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现在讲协商民主的原则是联在一起的。我感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宪法”这个词,在东亚社会中早在604年就使用了。所以,“宪法”有很悠久的历史。说中国没有宪政、没有宪法,我们就把儒家经典中精华的东西都忘掉了。我感到很有必要重新去挖掘儒学当中的那些比较精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