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我对何老师非常敬佩,这不是客套话。之前看到何老师那篇讲“儒式协商和协商民主政治”的英文文章之后,我就觉得何老师在这个方面太敏锐了,能够看到协商民主在中国背后的传统、文明的脉络。后来看到何老师在网络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及自己在研究温岭“民主恳谈会”的过程中发现温岭官员同时是当地孔子研究会的积极成员。我就明白了何老师背后的这些故事,我就特别希望能够请何老师过来,和研究儒家的、研究社会科学、政治学的朋友一起聊聊。

我就谈两点。第一,何老师的这样一个研究能够给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探索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第二,结合我本人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制度的研究,来讲一下公论政治与协商、或者说审议政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点,我觉得我读何老师的这些大作的时候,感到我们研究当下的中国政治发展,的确是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就是进行一种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反思。刚才何老师也指出了一种现象,我们在当下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时候,总是追在西方新兴理论、时髦理论的后面,人家提出一个新的东西,我们赶快刨一刨自己的传统也好、现实也好,觉得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是有相似之处的。

但我觉得何老师的研究指出一种另外的探索方向,因为你在看到可能存在一些相似的时候,其实是要认识到它在中国的相似可能不是一种尾随性的相似,它可能是有一个更为深厚的传统的积累、更为深厚的文明传统的铺垫,然后才会有这种现象。

因此,在思考当前中西方共同出现的某种类似现象或者趋同现象的时候,可能在中国的背景下就要有更深刻的文明自觉、文化自觉。这种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会包含在我们过往传统的义理、制度、政治的实践经验中,也会部分展现在当前的现实发展当中。

因此,我觉得这种文化、文明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我观察到,最近有些朋友对类似现象提出的观察角度很有趣,比如有位朋友说:“中国现在发展得挺好,你们要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现代文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胜利了、成功了,还是你原来存在的一个老的传统在现代焕发生机了?”

坦率说,这些朋友主张的还是一种很分明的中西分野,基本上背后还是认为西方是现代的、进步的,中国虽然以前叫做文明,但是文明里面的惰性、野蛮还很深重。因此,现在的问题是积极地引进协商民主这类外援,好好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你现在民主还没有就谈协商,而且还大谈儒家里面有这个东西,完全是附会,甚至意淫嘛。

我想,像这类论调所展示出来的方法论视野,其实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套用一个麦基文论宪政的话,我觉得协商不是一个人民主权原则确立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它其实是一个有着悠久发展的政治传统的产物,只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协商民主”是这样一个政治传统的新近发展而已。换言之,我们不应完全斩断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几千年政治发展经验的传统之间的联系,来看当前这片土地上协商政治积极发展的这样一个状况。如果是斩断这个传统联系来看现实状况,我觉得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和误解。

我觉得,何老师在这方面的文章对我的启发,是他把协商和民主之间的联系逐渐弱化了。也就是说,协商未必是和民主、单一政体形式结合得那么紧密,协商可能是在很多种政体下都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政治智慧。因此,何老师提出来的就是,可能在权威、威权政体下也是有协商的,权威式政体下的协商,你怎么理解?我觉得,这是对真问题的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实践出真知的,而不是要用已经建立的那些条条框框来切割、孤立地审视当前中国政治的发展。

下面就讲到第二点。我最近一些年做宋明近世的研究,一直延伸到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公论传统。我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我们现在进一步地了解了协商民主、协商政治,我觉得公论其实是在中国的文明政治体内协商政治的一个前身或渊源。这个论断其实需要我们做一些对既有知识、既有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重构。

重构的意思就是说,广泛来讲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可说是宋明近世、西方启蒙时代以降人们对于政治理性抱有一种高度乐观的信念,在这种条件之下延伸出来的一种政治理想模型。人们基本上认为,在公共领域依靠说理、依靠理性主导的辩论可以达到一种更好的共治状态。而这样的一个政治理想主义、政治乐观主义,其实是宋明近世、启蒙时代以降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近代化、现代化浪潮之后出现的一个产物。

为什么进行这样一个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重构呢?我们如果看公论的传统和现实,它就是在宋以来非常明显地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政治世界当中。也就是说,宋代那样一个社会政治的结构条件,如平民社会流动性增强,文官制度发展得越来越完备,科举制度发展越来越完备,士人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参政意识越来越高涨,政治统治阶层的开明程度和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这些条件下孕育出了公论政治。

我对“公论政治”曾经有一个基本的界定,如果看宋明以来这几百年、上千年的经验,公论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经过理学的观念洗礼,表达天下人的公是公非。也就是说,天下人,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人,在普遍世界内,人们对于是非、善恶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可能会表达为天理,这是第一点,等同于价值、原则的共识。

第二点,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协商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在政治,但不仅限于政治,也涵摄到很多的治理单元、治理范围内,人们在公共场合下进行协商、进行辩论,有时人们用公议来指涉第二个层次,也就是一种政治性、治理性的集体行动。

第三个层次范围更广,是指人们形成的一种舆论,社会的舆论、民情。

这三个层次里面,尤其是第二个层次,我觉得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公共领域内的说理、辩论、审议,以决策为目的,不断开放、不断推进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模式,具有高度的相通性。

关于“公论政治”,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主题的聚焦之后,就会发现中国人在宋明以来,从思想制度、政治实践上,对这个东西有很多思考和论述。这些思考和观察里面,其实可以给我们今天研究协商民主或协商政治,提供很多概念、理论,包括方法论上的一种启示。简单来讲,比如说“公论”,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当它进行一个政治理性过程的时候,它是包含哪些要素呢?很有意思,宋明以来的人们,特别是朝堂讨论,有比如祖宗成宪,即祖宗之法代表的成宪;士大夫则代表的是我们今天说它是意见也好、观点也好的一种政治讨论;民是一般老百姓;另外还有君主。其实,在这样一个传统,我们说君主政体下的这种协商,它会有这样的几个层次和维度,他们非常自觉地认识到这几个维度都需要在公共讨论的时候照顾到,这就涉及到对公共的理解。

其实,我看西方很多学者也非常强烈地指出来,协商的一个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公共领域。当你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时候,他们怎么理解公共?这样的理解会不会逐渐地积累下来,最后一直会影响到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当代的政治实践?

在这里面,有些材料是很有意思的。这些基本要素之外,有很多跟儒家传统相关的特征,其实是帮助我们来思考它和西方对于公共的理解、对于协商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公共”意味公于己而后公于人,这是理学家很典型的一种表述。什么意思呢?当他思考公共的时候,不是完全把个人和西方称之为私的东西排除在外,只是讲群体聚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一定是强调以修身为本位,其实修身的过程是个公的过程,是要求一个个体能够公共化的过程,然后才能进入和群体发生互动的过程。很重要的一点,我刚才讲公论当时以天理作为一个表述,代表对于普遍价值和原则的共识。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再讨论它的时候,就很难要求现在的社会有这么一个一元化的、普遍化的,对于价值原则普遍能达成的共识。这点其实挺难的,原来咱们对天理是比较确定的,但现在不是在这样一个义理前提下去讲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公”还有一个特征,它其实在很多社会层面,也就是家的层面、基层社会的层面、政府以外的治理层面都有广泛的体现。我曾经关注过,朱子50岁的时候在江西做官,写有一篇《与星子诸县议荒政书》,在800年以前,这篇文章可以说对公共话语和公共理念表达得非常充分。当时为应对南康旱灾,朱子要全力调动地方官员、民众、士人,一起来应对荒政。我们看到公共是作为很多层面的理念,一个是精神向导、一个是治理程序、一个是技术标准。也就是说,在宋代以来,公共协商、公共商榷、公共审议已经讲得非常多了。

其实我们看公论的时候,它在整个宪制的范围内,和国体、国法、公法之间有相互维制的关系。比如有人说:“在下为公论,在上为公法。公法立则公论行而不显,公法亡则公论显而不行”,“行于朝廷则为公道,发于士君子则为公论。公道废而后公论兴,公论息则天理灭。”明代孙承恩就将公论视为天地之元气、国家之命脉,是人们观察历史、讨论政治的一个枢机。公论所寄托的层面领域可以非常广泛,朝堂、台谏、缙绅、草莽都能体现公论的公共性,而且从时间上讲不限于一时,还会显示于后世。因此,它对公共性的公论表达机制有极大的拓展。

刚才何老师谈到谏议,其实宋明以来,对于台谏制度在国家当中发挥的作用有非常周全的思考。的确,您刚才讲的是它比较不错的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像陈亮、王夫之、顾炎武都看到,公论和党论之间极易相互转换,尤其是晚明以来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这个方面,它涉及到一个成熟的宪制体制内,如何来平衡公论和权威,比如说以宰相为代表的行政权威,南宋陈亮、北宋张方平都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楚的认知。范仲淹变法以来就是依靠公论来打击政敌;王安石以来也同样如此,宋以来公论成为高度党争化里面的一个工具。这个问题先贤们讨论得非常充分,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里讨论得尤其深刻。

最后补充一点,原来我写《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20世纪以来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把选举民主当作我们的救命稻草,当作政体转变、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标准,这样一种心态其实是铸造了一种民主神话。何老师的研究倒是给我看到一种希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转换了视野,不一定把选举意义上的民主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衡量的时候,当协商充分发展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里面把中国那些优良的制度遗产、制度义理给激活了,激活了之后又引入了西方的技术、理念,我们在激活了的传统根基上,再引进活水、引进外人的智慧,能够推动当前政治发展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向、很好的探索模式,比以前那种一定要以选举民主作为一个框架式的重构之后才探讨政治发展,我觉得要高明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审慎的态度。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未来政治发展,一定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焕发生机的过程,一定是吸收西方的智慧,同时用西方的智慧激活我们原有的成分,不能把它当二元对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