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贤亮的创作天赋使其成为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感情的历程》是他的带有一定自传性色彩的小说集。在该作中,张贤亮对中西文学经典的广泛涉略和熟稔、对西方音乐和电影的喜爱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促成了其创造性写作的能力。文章分析了张贤亮小说的一些显著特征,如丰富的想像力、扭曲的幽默感、对女人的矛盾态度、新鲜的地方风情以及从特定事件或描述的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中梳理出多重意义的能力;进而指出,张贤亮超越了政治教化,在揭示其所处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的真实性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坦率而发人深省的描述。

关键词:张贤亮;《感情的历程》;自传式主人公

“后毛”文学景观中的声誉雀起

如果要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小说发展的杰出成就选一位代表作家,我会选择张贤亮,虽然我尚未看过他的所有作品,也不敢说已经读遍80年代引起批评界关注的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选张贤亮做代表,确实有我认为合理的主观因由:当我第一次碰巧读到他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时,我便震惊于张氏写作水平之高,同时也为此阅读经历而感到欣喜。那时我就想,就文学技巧与思维的活跃度而言,在我读过的为数不多的80年代作家中,尚没有人(包括评价甚高的阿城)能与张氏比肩。

后来进一步读了张贤亮的小说,我便确信,如果不是从创作实绩而仅就创造的天赋来说,张贤亮确可与张爱玲、沈从文等量齐观,其水准应在老舍、茅盾这样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家之上。同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张贤亮的一些长篇每一章都包含着长段的叙述、对话、场景描写或人物刻画——这些正是他足以令人钦佩的才华的印记,但是这些长篇作品整体上很少有让我满意的。毋庸讳言,我对这些长篇小说(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根本不满不是在文学方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新时期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张贤亮满怀希望和乐观主义,却也因此损害了其自身对人类现实的更深刻理解。尽管如此,张贤亮还是尽可能机智、公平、大胆而不惧争议地保留了这些现实。今天我们能够在其小说中完整无缺地读到这样的现实,应该向他表示敬意。无疑地,张贤亮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写作背景

从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到1988年,张贤亮出版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4部长篇、6部中篇,还有至少10个短篇小说。鉴于其创作成果之丰硕,本文只想集中探讨他设想中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他此前曾宣布,这部自传性的作品将由9个中篇小说组成,这里面包括已出版的评价甚高的《绿化树》(1983)和同样备受好评但也引起争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些作品原计划要用10到18年完成,前5篇写1979年以前的事,其余几篇则续写1979年以后的题材。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杂志上首次发表之后5个月,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即以《感情的历程》(1985年10月)为题,出版了《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第一部,当中包括写于1984年11月的短篇小说《初吻》、《绿化树》以及现在被作者视为长篇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一篇自序手写稿中,张贤亮进一步表明,三部曲的第二部将被命名为《悟知的历程》,第三部则是《创世纪》,但他并未详细说明是否每部都将由3篇小说组成。

作为张贤亮创作生涯中的主要作品,《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所依据的是他多年的亲身经历(甚至包括他当时尚未经历过的90年代岁月),所以对那些不太了解他的读者来说,作品无疑提供了一个了解作者生平的窗口。张贤亮属于1956-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中短暂活跃过的那一代作家,没想到后来竟被打成“右派”、“修正主义者”,下放接受劳动改造,有时还被关押,长达20年左右。当时,刘宾雁和王蒙比张贤亮还要出名,因为他们在小说中公开批评党和政府,并且发表在像《人民文学》这样广泛发行的全国性刊物上。而给张贤亮带来麻烦的那首诗《大风歌》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轰动,因为它只是在省级刊物《延河》上发表并受到批判。这首狂想曲式的诗歌为新中国的物质和文化建设者们欢呼,本可以免受责难,但问题在于张贤亮的家庭背景及其怀疑思想。张贤亮和朋友谈话时透露出这些信息,而这些“内幕”后来被编辑们披露了出来。[1]

这位流露怀疑情绪的年轻作家1936年12月出生于南京一个显赫的满清官僚家庭。到他父亲一辈,这个家庭已经开始与国民政府扯上关系。他的祖父曾经从北洋军阀张勋那里得到一幢南京著名的别墅——梅溪山庄,据其所述,还是打麻将赢来的。如果《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自传式主人公章永璘与作者的家庭背景是可以严格对应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小说中去了解张贤亮祖父与外祖父的一些蛛丝马迹。他的曾祖、高祖,甚至更前几辈的先人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可以理解,张贤亮根本不愿意透露父亲的身世,只称他为“资本家”,因为他父亲曾经拥有一间工厂。而据可靠资料,“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官员,同时经营很多家大型企业,包括一家海运公司。1952年,他因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共政府发现而被捕,死于狱中”[2]。按照这个资料去读张贤亮那篇著名的小说—— 《灵与肉》(1980),你会感到一种特别的辛酸,因为那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富有的父亲在阔别中国30年后第一次回来,寻找他的儿子并叫他与其一起去美国的故事。试想一下,在20世纪40年代末,如果张贤亮的父亲跟当时很多有钱有地位的人一样毅然出国,那么他将会活下来,后来也真有可能回国来寻找他的儿子。

如果说,小说《灵与肉》对那位父亲的回顾提供了一些关于张贤亮生平的确切线索,那么张贤亮的祖父把上海的工业巨头们请到南京来为他祝寿可是确有其事。照此推论,在抗日战争期间,张贤亮的父亲一定是已经把整个家都搬到了重庆,因为在《感情的历程》里,男主人公曾经回忆起他在那个战时首都的童年经历。抗战胜利后,张家回到上海和南京,但是,就像《初吻》里的自传式主人公,直到1949年初,张贤亮和他的妹妹(小说里省略掉了)都是跟母亲一起生活在南京,而他们的母亲,一直都还沉浸在与丈夫分离的痛苦之中[3]。当解放军同年稍晚攻克南京时,张贤亮还不到13岁。也正是在这个年龄,曹雪芹的家族在南京的官邸被皇帝查封,他们不得不迁至北京一个很小的住处。对张贤亮来说,作为特权家族后代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国民党从南京撤退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可以想像,1952年随着其父的被捕,张贤亮与其母亲、妹妹一起迁到北京,就像《红楼梦》的作者一样,在家道中落的阴影下生活。尽管拥有早熟的文学才华和求学的热情,1955年,张贤亮还是被大学拒之门外。这更可能是由于他在中学时期所谓的小流氓行为,而不仅仅是因为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及其声名狼藉的父亲(或在狱中,或者已故)的缘故。

同年,张贤亮和母亲、妹妹搬到宁夏,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名职员。他在业余时间也写小说,很快,他作为作家的名气使其在当地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到中共甘肃省委开办的干部培训学校里当教员。他对写作开始认真起来,但是,他轻率发表《大风歌》,向学校的一些同事透露自己的情绪,再加上不可否认的家庭背景,使他很快被贴上“右派”的标签,成为受攻击的对象。这样,21岁那年,张贤亮开始接受苛刻的惩罚,过上了艰难的生活——他在宁夏的国营农场、劳改队以及监狱里苦干、挨饿甚至更惨,如此长达22年之久。直到最后两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北京更务实的政治领袖崛起,他的生活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对很多人来说,经受如此漫长的折磨,活下来恐怕都不容易;而张贤亮活了下来,不仅肉体和精神都未受损害,而且还作为有声望的重要专业作家再登文坛。这实在是一个人类意志和精神胜利的不寻常的故事!晚年曹雪芹日趋贫困,心意颓唐,但由于当时朝廷的残酷和无常,他还要不时遭受新的折磨。张贤亮也一样:父亲被捕时降落到他头上的厄运,只不过预示着今后会有更大的一场政治灾难在等着他;而这场灾难,消耗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20多年时光。

要衡量作者在这20年中如何历经苦难、逆境生存以及发展自己,读者们可能至少要读完张贤亮所有以自传式主人公为特征的小说。而即将要出的新作品,不管属不属于《唯物论者的启示录》,都会进一步完善作者的人生图景。尽管张贤亮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文学地位已经奠定,其立场与坚持改革政策的政府也并无冲突,但是,其小说《早安!朋友》(1987)在宁夏文学杂志《朔方》上发表后随即被禁,似乎显示出张贤亮仍无法摆脱麻烦和争议。在此之前,尽管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努力淡化对“极左”思潮的控诉,但该作还是遭到批判。我相信,张贤亮也想跳出政治猜疑而保持他大步的文学创造步伐,并且希望看到自己的书出版,但是,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他是一个极具才华而且甘于献身的文学艺术家,以至于不愿改变文学的天职。即便在为三卷本的《张贤亮选集》写序的时候,他也因为饱含感情而无法马虎应付。在序中,他回忆了1970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他正又一次成为“群专”的囚犯。一天晚上,看守命令他卷起裤管,两只手各拎一只大桶,跳到粪池里面去舀粪:

我不知道发酵了的人粪尿会有那么高的温度。我走下最后一级台阶,跳进粪池里时,猛地觉得两腿像被针扎了似地疼痛。等舀满两桶粪爬上来,挑着担子送到一百多米外的白菜地。再往回返,我看见我经过的田埂上所留下的足印里,有黄糊糊的粪水,还有鲜红的血迹。[4]

张贤亮娓娓道来那种赤脚走在粪池里的感觉,就如同叙述小说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然而,大多数的小说家都会把这种罕有的经验保留到小说中以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张贤亮却如此随意地浪费他个人“储藏”的记忆和感觉,可见其创作材料的源泉似乎是不竭的。

我想通过简述一件事情来为这个传记性的部分作结:直到1989年《习惯死亡》的出版,张贤亮才重新进入小说创作的状态。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因不堪忍受劳改队的生活曾三次出逃,前两次被抓回去,第三次他自己回去了——因为作为一个逃犯,在外面他无法生存。这次对他的惩罚是断粮一个星期,他饿得虚弱无力,以至于人们误认为他已经死了,把他扔到了死人堆里。而他能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人群中,这简直是个奇迹![5]但《感情的历程》没有去细述诸如此类的伤痕记忆,反而强调他被打成“右派”期间一些更为浪漫的经历。

艺术修养及创作主张

在前面一节,为了对张贤亮的小说,特别是《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有一个总体上的恰当了解,我分析了张贤亮的家庭背景及其生命中的重大不幸遭遇。当然,还需要强调的是他受到的文学和艺术教育,特别是20岁以前,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文艺爱好去发展,不过于关注政治。张贤亮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富有的家庭,这给这位未来作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很早就能接触到很多好书,并开始步入音乐和艺术的殿堂。曹雪芹也曾如此幸运过。与张贤亮更近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现代小说家端木蕻良,作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地主家庭的子孙,端木很早就学习读写中国古诗,接着又阅读了19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与张贤亮一样,他对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也有着强烈的兴趣。20世纪作家中,出生于显赫世家、在早熟的文学才华方面可与张贤亮相提并论的,还有张爱玲和白先勇。

从张贤亮的自传体小说以及收集在《写小说的辩证法》(1987)里的一些更具个性的批评随笔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天生早熟的读者。在与一些诗人、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总是建议他们学习唐宋诗词和六朝骈文(他早在中学阶段就读过这些),还有中国思想与历史方面的基本典籍,例如《孟子》和《诗经》。在中学阶段,他甚至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学。后来22年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之外,中国大陆读者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所幸的是,张贤亮的记忆还保留着他早年读过的很多东西。在以1961-1962年冬某国营农场为背景的《绿化树》里,自传式主人公章永璘经常有机会想起唐宋诗词、《庄子》、印度古诗《梨俱吠陀》里的诗句,以及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普希金、惠特曼和巴勃罗·聂鲁达等人的诗篇,此外还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与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里面的情景和人物。顺便说一句,在张贤亮所引的西方诗歌里,好像只有但丁的诗句不是直接引自《神曲》,而间接源自他所阅读的《资本论》,其他的都是直引。

小说《绿化树》对西方音乐和电影的引用稍少一些,但这却同样能够证明作者对其1957年以前愉快经历的惊人记忆力,尽管当时他正处于一个文化沙漠的时代。他在小说中提及卡鲁索、夏里亚宾、吉里和保尔·罗伯逊等人的唱片,以及勃拉姆斯、威尔第和路易·阿姆斯特朗创作的其他特殊曲子[6]。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曾经被饥饿所迫,清晰地想起卓别林《淘金记》(Gold Rush)里的一幕戏——这么恰如其分的想像令我非常震惊。他记起的其他电影还包括英国电影《红舞鞋》(The Red Shoes)和一部以中东为背景、中文译名是《碧血黄沙》(Blood and Sand)的电影(20世纪40年代,以此为题并最获好评的好莱坞

电影是鲁宾·马莫利安(Rouben Mamoulian)的《碧血黄沙》,张贤亮可能把它的西班牙背景记错成中东了)。《绿化树》的作者总是善于利用男主人公忆及文学、音乐或电影的时机,抓住他丰富思想“储藏”的鲜活瞬间。这样一来,作者就能在一个大的框架内,把小说的荒凉基调同不识字却天真快乐的女主人公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这样做的总体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些年轻作家在写作标准的“毛式”小说时,经常借小说人物在书架上找某本书或某个作家的机会,去提及一些哪怕极少量的文学和哲学书名,就像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1981)里为了突出关于爱的记忆和放弃这一哲学主题所做的那样。但是,张贤亮似乎无意向我们展示他的博学。当他写15-20年前的自我时,某一次看日落,或在某晚与某个年轻女人谈话,他都有可能准确地记起当时的感觉及产生的文学或音乐联想。他常常在小说中不时穿插一些看似随意的大小场景,或者不同的人物面孔和讲话语调,甚至调动所有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这些独特之处足以使得《感情的历程》中的3篇小说更优于作者的其他作品。

作为对年轻作家的批评和建议,张贤亮同样强调记忆以及准确表达各种感觉的重要性,他自己在小说里就是这样努力为之的。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利用他的记忆去想像、再现人类的真实,那么,任何创作技巧或者规则都可能无济于事。对于张贤亮来说,记忆力和想像力是相互依赖、二位一体的,“因为想象力,说到底就是记忆力的高度爆发”[7]。在《写小说的辩证法》一书的另一篇文章中,张贤亮简洁表述了他的创作观:

什么叫艺术想象?想象就是记忆,把你记忆里所有的东西都调动起来,不光是眼睛看到的,要调动你的一切感受,哪怕是手触、脚碰的。这样就能使读者和你一起身临其境,才能达到它所应达到的艺术高度。[8]

作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令人耳目一新的评论家之一,张贤亮总是不停重申着另一句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老话”。在毛泽东时代,这句话与阶级斗争是不相容的:文学本身是使人善良起来的事业。……所以,最重要的,是对人、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抱着一种同情的、热爱的、谅解的、宽恕的、善良的态度。[9]

因此,他有时也会这样说:“历代有出息的中外文学家全部是社会活动家。”[10]

尽管饱含着社会良知,但同时张贤亮也坚信,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精神贵族”或“精神精英”:过去批判什么“精神贵族”,我看不出“精神贵族”有什么害处,任何社会,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都需要有超脱世俗的精神文明的尖子来倡导一代人的风气……[11]

为了成为那样的先锋分子,年轻的作家们不仅要阅读文学经典,培养对艺术和音乐的兴趣,还必须研读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虽然张氏曾经几次出国,肯定已经接触过当代西方文学和思想,但他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终真理,他为自己在漫长的劳动改造生涯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感到特别骄傲。

对张贤亮这样的作家来说,他们最想做而且明明白白正在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精神精英,就是博览群书,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当然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记忆力与想像力去创作作品。在这块土地上,不久以前作家们还被要求“向工农兵学习”,而张氏现在却鼓吹秉赋或天资至关重要——它们常常以各种严肃的创造性努力为形式。张贤亮格外强调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这类作家高不可攀而不可模仿的天赋,此时的他自己俨然成了一个科勒律治式的浪漫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中国出现了一个不遗余力倡导浪漫主义批评的专业作家,而他第一强调的就是天赋、想像、记忆和无所不包的爱!在那个时代,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张贤亮宣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为了证明这种立场,他正在写一部里程碑式的小说。在我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的立场,非但不会改变他的自传式男主人公最基本的浪漫或浮士德式观念,反而只会使他的创作过程显得更加曲折复杂。

《初吻》的浪漫主义路线

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诗人一样,在1957年改变命运之前,张贤亮视自己为一个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诗人。正是在国营农场、劳改队和监狱里一直延续的禁闭生活,使他逐渐被规训为一个像奥德修斯那样成熟甚至狡猾的人,也坚定了他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决心——就像歌德那样,做一个文学上的杰出者以及在社会责任召唤的时候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服务者。《感情的历程》给我们带来愉悦感,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了自传式男主人公在工作中被训练及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学着珍惜自己的个人身份;重新恢复多年营养不良与艰苦劳动后的身体健康;通过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为满足感情的需要和显示其男性的价值而寻求异性的友谊,尽管他有着阳痿的迹象;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而同时得到干部和同事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为“预期中”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复出后做一番“大事业”而准备。同样,如果还有《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第二、第三部,那么随着章永璘发展道路的展开,我们还将从一些情节中获得这样一种类似的阅读愉悦感。

对这种性质的三部曲来说,题目里用两个《圣经》词语—— “启示录”和“创世纪”绝非偶然。它们给予男主人公一个特定的神话或预言的维度,使我们更容易将他与古代的英雄们作比较。这正是三部曲要展示给我们的东西。男主人公经常从梦境、幻想以及与动物、古今中外的圣贤及传说人物的谈话中得到启示。虽然我们不能假定这些“启示”就是最终的结果,但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作者借助于跟章永璘谈话的动物和想像中的人物,让我们从一个透视的角度(不同于第一人称男主人公)确切地看到男主人公内心的困惑,看到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持续困境。这样一来,小说叙述的哲学、文学和心理深度得到了加强。

在《初吻》里,12岁的章永璘已经是一个空想家,他从自己与异性的第一次偶遇中加深了自我认识。1949年初,由于父母的分离,章永璘随母亲转到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虽然共产党人很快就要解放南京,但是这个小男孩却没表现出丝毫的忧虑或关注,而是沉迷在《三剑客》、《黑海盗》等无声名片里大明星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所演的著名角色中[12]。他甚至在上学的路上都做梦。然而,一天早晨,当他穿过一个名叫傅厚岗的富人住宅区时,真的有一个只比他大两三岁、很漂亮的瘦小女孩从窗户里面叫他!她请求这个乐于助人的男孩在窗台上坐下陪她玩玩。可是,在他的几次访问中,小女孩都没有允许他进入家里。直到同学取笑他被一个瘫痪病人冲昏头脑时,他才开始真正注意到她腰部以下不能动弹的情况。其实在发现这个以前,尽管小女孩的美丽和忧伤是如此令人动心,章永璘也还是注意到了她近乎变态的异常。一天下午,在与小女孩同看一本画报时,她的手几乎使他着迷:

她的小手在平克劳斯贝和拉纳·透娜等人的彩色照片上滑动。那是一双薄而细长的小手,手背里的青筋像叶片中的叶脉,纤细而又清晰可数;皮肤在棣棠树的阴影中发出一种令人觉得寒冷的冰的光泽。这使我又感到她似乎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肉体,而是神话电影中的一件精致的玻璃制品。[13]

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后来得到了加强——这个比小男孩更沉溺于电影杂志的病女孩,居然想在他面前表演好莱坞电影里死亡的37种样子。当她一个接一个地表演着死亡的情景时,他终于感到极度惊骇,觉得她也许真的是沉浸于死亡的痛苦中了。后来,当他们变得更加熟悉的时候,小女孩更是大胆地要求他做她表演好莱坞式接吻的搭档。当她俯身逼向小男孩,用身体的幽香把他包围时,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只“知觉到自己失去了知觉”:

我只听见她急促的、不成句子的话语:“来吧……来吧”……又觉得她的手在我脑后使劲地把我的头朝她面前按,以至我拧着腰,坐得非常不舒服。但我还没来得及稳住自己,就看见跟前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白色的东西,如同吃满了风的白帆,急迅地向我撞来。我终于撞到那白色的东西上,才知道那是她裸露的肩膀和半裸的前胸。[14]

要理解作者重建其少年时代难以忘怀之事的奇异能力,这一长段描写章永璘被强吻而最终“缴械投降”的惊心动魄经历的文字,实在应该得到完整而细细的品味。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只引了小说的两小节文字,但读者一定不得不佩服作者借助一些隐喻性的暗示细节暴露无论是可怖还是美好事物的本领,例如小女孩的手的“冰的光泽”及其“如同吃满了风的白帆”的肩膀和前胸。张贤亮这种通过描写接吻来表达意义和内涵的巧妙做法,在他继续描写男主人公的夜间冥想时再次得到了体现:

但是,到了夜晚,当我一个人睡在床上回味她傍晚奇异的动作时,我觉得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神秘的情感和欲望在我身体内勃发起来。我既有隐秘的饥渴感,希望能重新再来一遍,那我能坐得稳一些,和她配合得好一些,又有一种犯罪的原始恐惧,好像我从此坠入了一个深渊,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什么惩罚。并且,我开始感到我与妈妈、与我所有的亲人、与我的同学和老师隔离开了,从此以后我在他们面前已经有了绝对不能告诉的秘密;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开始成为一个人,一个个人;我的幼稚和天真都将从茧中蜕变而出,成为独立的意志力。[15]

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接下来的其他小说里,自传式男主人公将会不断地用他的意志力与当时思想的不公平规则做对抗。如果他不是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读过很多浪漫主义的诗歌,那么他将会立即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阅读计划,就像《绿化树》里充分表现的那样,读歌德、拜伦和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因为那个不知名的残疾年轻女人出现于他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开端,我们可以说,是她促使他成为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个为了爱和寂寞而去寻觅女人、同时自感疏离于世界的浪漫主义诗人。

但是,就在他的初吻发生时,因为那个女孩比他大,更敢做敢为,而且还是半瘫痪,男主人公惊慌失措甚于喜悦:只有几个小时后,当他一个人在卧室里时,他才能充分地回味被吻的甜蜜感觉。不过,他仍然感到很羞愧,以至于好几天不敢去见那个女孩,最后被一个仆人叫去才又见了一面。这么说来,章永璘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女人明显矛盾的态度,看起来似乎在《初吻》里就定下了基调,虽然他一开始更多的是被同情心牵引着向她靠近——为了让她开心,他甚至到城里的难民所去学习那些魔术师的小把戏。因为之前章永璘还没有过贫穷的、无依无靠的玩伴,与半瘫痪小女孩的相遇可以说增强了他对“劳动大众”的同情感——这在《感情的历程》的一些故事结局里,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在他后来被叫去的那次见面中,虽然他们又一次接吻,但是小女孩显得更忧郁了,因为她不得不随家人迁往台湾。她还问他:在她离开,或者死了之后,他会不会想念她?离别前,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这句话最终被反复用来暗示:即便是在今天,它也是张贤亮自己的一种观点。但是,《初吻》更多的是关于死亡,而不是政治,所以,或者可以给它加个副标题—— “忆童年而悟死亡”[16]。那个瘫痪的女孩不仅仅是可以模仿死亡的37种方式,对于男主人公来说,她用足以使他窒息的“白帆”的形式,把死亡具体化了。与张爱玲相仿,在对女人的描述中,张贤亮也喜欢利用传说中的鬼怪故事,对这个小女孩也不例外——他在描写她对性的饥渴及其畸形的下半身时,投射了这种幽灵的气息。小女孩一半是人,一半是鱼或者蛇——这个美人鱼形象因为其相对自身原有形态的变异而变得可怕。如同我们在这些引文里所看到的,白色是她的固有特征,而在这篇小说创作的1984年,作者/男主人公虽确信她已经逝去多年,但是,对他而言,无论何时提起台湾——我就会想到那里有一座象“傅厚岗”一样的小小的山冈,山冈上有一座小小的白色的坟墓。那第一次吻过我的异性的嘴唇、第一次贴过我的异性的面颊、第一次抚弄过我的纤小的异性的手掌,早已化成了一8泥土,但那咬过我的门齿,大约还完好无损地埋藏在那遥远的地方吧。[17]

任何一个讲故事的人写到一个死去很久的心爱女孩的嘴唇、面颊和手,都会说它们已化成泥土,但是只有一个作家具有非凡的才华,他才会更进一步,把她的门齿想像成在坟墓里仍然完好无损。尽管傅厚岗的女孩在他们初吻的时候的确咬了他的上嘴唇,但张贤亮记住这一细节,并以此——一个如瓷般洁白的不朽意象(在她纤细的身体的其他白色部分,睡袍、手、面颊、肩膀、胸部等已经腐烂很久了之后)——为她的故事作结,令人不得不为他的高超想像力所折服!

《唯物论者的启示录》里的劳改队小说

《绿化树》的故事开始于1961年12月1日,这是章永璘作为“右派”在劳改队呆了4年之后获得相对自由的第一天。之所以说“相对自由”,是因为他只能在劳改队周围“就业”,或者流放。当时,他25岁了,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应该是他“重生”的日子。他和其他几个狱友一起,被从劳改队送到一个位于宁夏北部附近、距离黄河不远的国营农场。在这之前,我们在小说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49年的南京,当时他还只有12岁。而现在,在这么多年的沉浮变迁之后,他又在《绿化树》里向我们讲述在国营农场的两个月里(在他又一次回到劳改队接受劳动惩罚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作为一篇小说,《绿化树》并不像无名氏的《海的惩罚》(1985)——一篇以“下沙乡集中营实录”为副标题的小说——那样,是作者所知道的事实的绝对真实记录。虽然在铺叙农场的日常生活细节、客观描述现场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等方面,这篇小说与《海的惩罚》有着令人称奇的相似,但是,在处理小说男主人公向马樱花求婚以及其他情节上,张贤亮又表现出了他独特的创新能力。

《绿化树》里所缺少的,是对自己遭受监禁和其他不公平待遇的愤慨。一个大陆作家,即使他愿意,也不能像无名氏那样坦率直言。假如张贤亮选择写1957年他刚进劳改队的前几个月,我相信他会将自己当时愤怒而不平的感觉如实写来。无论怎样,在《绿化树》里,他写的是一个已经习惯于苛刻待遇而再也不能为自己稍微自由、安逸的命运转变而奋起的人。在多年的营养不良与惩罚性劳动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恢复身体健康。他也很珍惜这种重获自由的崭新感觉,因此,在这个从劳改队往其目的地的早晨,尽管很饿,他也在享受这种“在路上”的感觉。作者让我们分享了他的好心情——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象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18]

这段描述性的文字远不如《绿化树》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最精彩的段落。如果说,当时把知识青年从大城市迁往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一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激进政策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的话,那就是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理因素。传统上,中国的士大夫倾向于把从首都调往外省视作一种流放,往往会毫无必要地为离开家人、离开首都而悲恸不已。公元6世纪时的中国作家庾信虽然为北朝出色地服务多年,但依然保持着对南方故国的怀旧情绪,其所作最好的赋和诗歌就是关于他青年时代即已关爱的南方的。作为一个在血统和早熟方面与庾信很相似的江南才子,张贤亮为了养家,也不得不接受西北这个小小的职位。一开始,他一定很不情愿,然而一旦移居到了那里,他就永久地在宁夏安定下来了。不管他在《感情的历程》与其他半自传体小说里怎样描述苦难,他从来都不拿少年时期的安逸生活反衬今天的苦涩现状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如此说来,较之软心肠的庾信和曹雪芹,张贤亮在情感上就显得更加坚韧、更加现代,也更有适应力——因为《红楼梦》的前言显示出作者曹雪芹深深沉浸在怀旧的忧郁情绪里。可以肯定地说,张贤亮是中国地域作家新类型的第一人,他们更为自己被当地接纳而不是怀念故土而骄傲。上面引用的那段描述性文字仅仅是他永不疲倦地讴歌当地景色的一个小小例证。

但是,即便是在1961年12月1日这个阳光灿烂的快乐日子里,张贤亮也不会长时间忽视自己个人的状况,例如饥饿和身上的虱子。不过,他不再在劳改队4年禁闭生活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描述虱子在他身上的活动,很诙谐地衬托出那天的温暖。他的自嘲隐含一点幽默,构成了其小说整体上的一大特色。

参考文献:

[1]华苓(Hualing Nieh)编译:《百花文学》(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两卷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566-567页。

[2]聂华苓(Hualing Nieh)编译:《百花文学》,第566页。聂华苓是张贤亮的个人朋友,这里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

[3]在一篇随笔里,张贤亮也曾提及他的一个哥哥。

[4]张贤亮:《张贤亮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1986年,“自序”第2页。

[5]关于这件事情的描述,见张贤亮:《习惯死亡》,台北:圆神出版社,1989年,第184-185页。

[6]卡鲁索(Enrico Caruso ,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员。夏里亚宾(Feodor Chaliapin,1873-1938),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吉里(Jili Beniamino Gigli,1890-1957),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员。保尔·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黑人男低音歌唱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mhs,1833-1897),德国作曲家。威尔第(Gi-use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1901-1971),美国爵士乐大师。——译注

[7][8][9][10][11]张贤亮:《写小说的辩证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1、72、92-93、114、120页。

[12]1989年5月,在台北的“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与社会国际研讨会”上,主办方举行了一次晚宴,我被安排坐在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毛高文的旁边。碰巧的是,毛博士和我都是美国电影经典的爱好者,我们就相同的爱好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更令我惊喜的是,1930年2月9日出生的毛博士不仅与时居南京的张贤亮是同时代人,还与小说的女主人公同住在一条街道上。在中共建国的前几个月,过去常常放映美国新电影的南京电影院都在播放默片时代的老电影。毛博士告诉我,1948-1949年间,他也看范朋克的经典系列,例如《三剑客》(1921)和《黑海盗》(1926)。

[13][14]张贤亮:《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第一部)》,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11、19页。

[15][17]张贤亮:《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第一部)》,第20、23页。

[16]原句为“Imitation of 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Childhood”。此处作者系套用华兹华斯名篇Ode:Imit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Early  Childhood。

(《颂诗:忆幼年而悟不朽》,通常译为《不朽颂》)的标题。——译注

[18]张贤亮:《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第一部)》,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