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郑重的向抵达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赠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作者是17世纪的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


马卡龙赠《论语》内幕:法国文化向中国文化认祖归宗


马克龙介绍说,《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有过启发。这部《论语导读》原著目前仅存两本,一本送给主席,另一本存放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席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马卡龙的这一行为,揭开了一个历史真相:带领欧洲走出黑暗中世纪的启蒙运动,不是复兴自传说中的古希腊古罗马,而是传承自中国文化。


高度早熟的中华文明


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全球第一,相比其他文明具有数量级的优势,也由此产生了高度早熟的中华文明。


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


当世界其他地方长期处于奴隶制、宗教迷信统治的状态下时,中国早就发展出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政治这个词,和Politics不是一回事。政治的“政”这个字,就是走正道的意思。走正道的“政治”,和经世济民的“经济”,中国的词汇都具有道德含义。


先秦典籍《礼记》中说的很清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有史以来的记载看,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来,就是以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中国从秦汉起,就改变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中国历来有从底层选拔人才的传统,尤其是科举制之后,通过公平的考试,最底层的农民也可以成为最高官员,这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无法想象的。


中国人的概念里,国是家的延伸,国君是家长的延伸,国君、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对百姓承担无限责任。有道才能当君王,无道昏君人人可诛。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否则“造反有理”。


高度发达的经济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一直没有萌芽导致落后,这是文盲的说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


《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一幅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波澜壮阔的图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货殖列传》简述了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和商业活动,列举了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商人和大资本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的事迹。


随便翻翻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商人吕不韦,以“珠玉之赢百倍,而立国家之主赢无数”,干起了拥立国君的大生意;管仲相齐,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是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的老祖宗。


中文“经济”这个词,与西方的ecomony不一样,是“经世济民”的意思。


西汉的《盐铁论》,记录的就是当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协商会议,由御使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与全国各地的意见领袖、工商业资本家等贤良文学,就金融财政、对外战争、法制、应当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等问题进行的大辩论。


《盐铁论》中讨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简直可以作为讨论今天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问题的范本,秒杀西方的政治、金融、经济理论。


而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只是到了满清入侵把中国搞成了奴隶制,才落后了这么两百多年。


高度发达的法律


很多人说中国缺乏法制传统。这又是文盲的说法。


秦国,不就是以法律严苛著名的吗?听说过狄仁杰断案吗?知道法医鼻祖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吗?听说过明朝几乎每家一本的法律集《大诰》吗?


中国的法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对死刑制度的态度也非常严谨。从汉代的“录囚制度”发展到明朝的“秋审”“朝审”制度,隋唐的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制度,死刑的核准权一直是收归中央的。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三条死刑原则:“秋冬行刑”,体现了对天道规律的尊重;“留存养亲”,体现了对社会人伦的维护;“慎刑慎杀”,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同时期的欧洲,流行的是愚昧的宗教审判所和烧死女巫、异教徒的火刑、石刑等酷刑。


中国人的教化中,人生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谓大同世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道儒法。治理国家,素朴用道,教化用儒,已乱用法。道儒法三家,是人类,从素朴天真到礼乐教化,再到法令惩戒的三个阶段。儒和法,都是道的体现。制无美恶,适时为善,这便是最高的统治之道。


度发达的教育


早在夏代,中国就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


西周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故君子文武兼修。


西汉私学重新恢复发展,汉武帝在长安兴建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年龄在18岁以上。汉平常时,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设庠序。 校学设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魏晋南北朝,晋武帝在太学外另设国子学。


唐时,京师设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监祭酒,学校六所,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上专收贵族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教师称博士。入学年龄在14岁以上,19岁以下(律学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设博士,文学,助教与教官。


宋代除了太学外,有律算书画医诸学,书院制度开始兴起。宋初有四大书院——白鹿,乐麓,应天,嵩阳。南宋书院有“三舍”制度。


明清教育制度相近,中央有国子监,学生称贡生、监生。明清府和州县设孔庙和学官(学校),府学教官称教授,县学称教谕。明学称学正,副职均称训导,学生院试进学后的生员(秀才),按成绩优劣依次分廪生、增生、附生。 还有启蒙教育,明清有三类:私塾,义学,专馆。


自古中国经史子集传世,书香世家不绝。从竹简时期汗牛充栋、学富五车的成语,到纸张时期洛阳纸贵的传奇,中国人的典籍传承清晰真实。


中国古人惜字如金,不仅是因为思想的高度凝炼,更是因为刻写竹简费时费力,写字用的丝绸布帛和早期的纸张都很昂贵。


反观西方所谓古希腊的巨作,三百万字的《亚里士多德》不知道是怎么传承下来的;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年代和日期的概念;所谓西方古典经典,大都是口语化极其啰嗦繁琐的,仿佛牛皮纸或所谓纸莎草都不要钱似的。太多伪造的痕迹了。


启蒙运动的样板是中国


正是由于中国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法制文明,因此中世纪愚昧的欧洲接触到中华文明的时候,被深深的震撼了。


翻开历史,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无不是迷信超自然力量的多“神”或一“神”教。把“Religion”翻译成中国的文字“宗教”,是一种误导,其实在中国文化看来“Religion”应该是“迷信”。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宗教传说很原始和低级,甚至有很多兽交的残留成分。


宙斯变化成神牛占有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带她来到“新大陆”,这就是欧洲被命名为“欧罗巴”的来历。


《旧约》里摩西五经中的利未记,就专门讲了禁止学异教徒的兽交,可见当时有多乱。(要看原版的书,中文版的一般都简化成禁止邪淫了。因为兽交的概念在中国人眼中太超乎想象了。西方历史上主要的兽交对象是羊、狗、牛、骆驼,即便现在西方也不少,甚至还有动物妓院。比如德国1969年将兽交合法化,2012年才在动物保护组织压力下禁止。)


而伴随着西方宗教而来的,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愚昧仇杀的历史。


对活人残杀、肢解、石刑、火刑......这些针对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刑罚,很常见。


从旧约中记录的与异教徒连绵不断的仇杀,到罗马定基督教为国教后对犹太人的杀戮、与伊斯兰教的厮杀、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相互仇杀和迫害达到了一个高潮。直到今天,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依然是战乱之源。


看看今天的ISIS有多么疯狂和愚昧,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就有多疯狂和愚昧。


以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历来是一个“世俗社会”,宗教迷信从来没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


我们现在往往只看到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西方摆脱愚昧所起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正是中国政治与“迷信”分离的现实,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导西方从“神权社会”走向了“世俗社会”,才使西方开始走出愚昧。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才创造出来的概念。而在14—16世纪欧洲,被称为“文艺复兴”的运动应该正名为“中学西被”运动,用英国学者孟席斯的话说,叫做“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说:“鉴于中国的科技发明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北京启迪意大利文艺复兴可能不亚于欧洲本身。”


明朝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国文化。据东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不仅到达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还于1434年派遣分队到达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郑和的副使在那里与教皇尤金四世进行了会面,并向欧洲传播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明朝的《星历表》,元朝的《授时历》及科技专著《农书》刻印本等大量信息。


为修订《授时历》,1276年六月至1280年二月间,中书左承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杨恭懿等使用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一万一千余里的广阔地带,建立了27所观测点,进行天文观测(即四海测验),最北为西伯利亚的铁勒,最南至南海的西沙群岛。在历法编制过程中,首创了“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算出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误差只有25.92秒。


300年后的1582年,教皇推出了格里高利历,号称是在儒略历的基础上修订来的,一年居然也是365.2425日。且不说教皇有没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完成这个大规模的测量,就看和《授时历》一丝不差的结果,不是抄袭的话,是不可能的。


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是狂热的中国迷。他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中国的历史超越了圣经记载的历史,引起了基督教的恐慌。“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人过去基本是文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500年前(13世纪),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俄罗斯,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的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过去的象形文字和账簿。”


亨利·珀金森教授说:中世纪的学者从来不用历史方法。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宣称,在中世纪,人们没有历史感。他们缺少过去和现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印刷术带来了历史感,它出现在15世纪的后期。历史感是基于被写的历史的可行性的。此前,基督教尽可能使书写历史毫无必要,它的教条被编成神秘文字,不仅描绘神变成人的整个故事,而且记录“神的话”。如此手稿所包含的信息不是历史,而是无限;不是时间,而是神圣。……印刷术改变了一切。带着大量副本的手稿被制造出来,散布的各地。印刷术使基督教面对抨击。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也是中国的粉丝。莱布尼兹热衷于编写出版《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除了众所周知的易经与二进制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语言、哲学、科学都非常感兴趣。


当时有些欧洲人认为汉语是人类一种最早的语言,莱布尼兹也认为汉字的特征适合于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因为中国人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但是却可以通用汉语这同一种书面文字。他举例说,“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把中国人的‘大’字作为高大的意思,它在所有民族中都一样,但差异仅在于这里和那里的发音不同。中国人读ta,希腊语读μέγας,罗马人读作magnus,德意志人读作gross等。”


西方中心论的由来


满清入关后,为了奴化和愚化汉人,满人全面的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也全面摧毁了中国的手工业科技。在满清的两百多年里,原本应该培养来经世济国的政治人才,被扭曲成不准谈政治的废物书呆子。而科技方面,经过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中国的手工业产值,衰退到了不足明朝的6%。


读书人,都变成了废物,科技也全面落伍。文化黑暗,科技黑暗,中国彻底走向了黑暗时代。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的一次全面退步。把世界上最先进最伟大的文明,变成了黑暗的奴隶制社会。中国近代的赤贫和落后,就是因为,满清是一座监狱,而不是一个国家。满人是监狱狱卒,汉人则是负责艰辛劳动的囚徒和农奴。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人宣称欧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时,在中国却产生了疑古思潮,认为夏商周是伪史,还有人说汉字起源于埃及文字,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代。


而受满清的毒害,和欧洲中心论的误导,导致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以为,中国积贫积弱几千年,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的落后,汉字的落后,中医的落后,鼓吹要消灭中国文化,取消汉字,取缔中医,要全盘西化。


当年启蒙思想家们干的事,就是羞辱god,批斗god,把god往死里批斗。他们批判到最后,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西方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蒙昧。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河殇》是歌颂和赞美西方人的海洋文明,鞭挞和诅咒中国人的黄河文明。在这部电视剧中,向蓝色的海盗殖民文明下跪,才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还有殖民三百年救中国,这种更疯狂的奇谈怪论。


它宣称,野蛮是高贵的,征服者就是高贵的,中国人只有千秋万代的做被征服民族,把奴隶的位置坐稳了,这才是中国人的出路。他们认为,这种对华夏民族的歧视,天经地义。而一旦中国人质疑这种文明观和历史观,他们则义愤填膺的痛斥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法国文化认祖归宗


法国是传播中国文化至欧洲的桥头堡。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工艺品一直是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在中国餐桌礼仪大规模进入西方之前,西方人用爪子吃饭。


西方人过去的卫生条件非常差,餐具用木制和陶器为主,容易滋生细菌,加上不爱洗澡洗衣(想想游牧狩猎蛮族日耳曼、弗兰克)是中世纪黑死病造成大量死亡的重要因素。


西方餐桌文明的起源,是从中国瓷器大规模进入欧洲的16世纪,火遍欧洲贵族宫廷开始的。


最早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筷子的文献,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写尽了明朝宴会的精致:从清洁的衣着餐具,从喝茶到正餐的优雅流程,装修精美的房间,美味的中国食物。尤其还着重写了中国筷子:


“筷子是用乌木或象牙或其他耐久材料制成,不容易弄脏


“用它很容易的把任何种类的食物放入口中,而不必借助于手指”。


1684年,柏应理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送上了精美的中国象牙筷子,在法国宫廷里用象牙筷子表演了一场“吃饭秀”,瞬间轰动西欧大陆。深爱中国文化的路易十四,不但学会了用筷子吃饭,而且亲自为筷子代言。而中国瓷器餐具的成套使用,是1685年从法王路易十四开始的。


但是筷子难学,后来欧洲开始将刀叉勺成套使用,才有西方餐桌礼仪的完善。


欧洲在与东方世界的深入接触中,受到亘久浩大的中国文明的震撼,以致17、18连续两个世纪,欧洲都把中国作为其“近代转型”的文明样板。


而法国精英其实非常清楚这段历史。比如,维吉尔.比诺Virgile Pinot写的《中国对1640-1740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法国人安田朴Emtiemble写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等等。


而马卡龙向中国领导人赠送17世纪的《论语导读》,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正式承认,更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认祖归宗,和对中国领导世界的承认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