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耳熟能详:“西方的民主传统,东方的专制传统。” 还有一句话同样流传甚广,耳熟能详:“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变成了真理”。“西方的民主传统,东方的专制传统”,就是这样一句被不知重复了多少万遍因而成为绝对真理,被人视作基本常识的谎言。


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


据说西方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源自于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十九世纪,有个欧洲人写了一部大作《希腊史》,洋洋洒洒,论证出古希腊是西方“民主政治”之源,从此以后古希腊文明身价倍增,扶摇直上,直至如日中天。在此之前,由于古希腊并非拉丁西方的文化源头,希腊文明在西方是不怎么被重视的。


古希腊实际上只是个地理概念,并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存在,有的只是在这一地理范围内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城邦,总计应有二、三百个之多。所谓城邦,也就是一个可以称作为城市的中心聚落,再加若干周围的小村落而已。任何一个城邦都代表不了古希腊。其中较大也较出名的有两个:雅典、斯巴达,是城邦霸主的主要竞争者。


雅典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环山,一面傍海,紧邻爱琴海。公元前8世纪初,形成城邦,后逐渐成为古希腊的重要城邦。公元前492年,希波战争爆发,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军多次挫败波斯军队的进攻,公元前449年,希波双方缔结和约,战争宣告结束。战后雅典势力大增,试图建立在古希腊世界的优势和霸权。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争夺古希腊世界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历时二十余年,以雅典失败而告结束。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仅次于雅典的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公元前9世纪,由五个村落联合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多利亚人的斯巴达。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和军国主义而闻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霸权整个希腊。以后又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在北方的马其顿崛起后,斯巴达最终失去在希腊的影响力。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一般指的是雅典的政治传统。关于雅典民主传统西方标准版的历史叙事基本可概括为这样三点:1雅典国家的早期实行君主政治;2梭伦发明了民主政治;3伯里克利将民主政治推至巅峰。


下面依据历史事实逐一剖析:


一、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雅典国家的早期象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的是君主制。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是否是君主制现在暂且不论,先论雅典。雅典实行君主制西方给出的时间点是公元前1000年前。公元前1000年前雅典处于什么时代:神话传说时代。按照一贯严谨的西方学者的说法,神话传说基本都是不可信的,不能视作历史。非西方毫无疑问是适用的,但西方民族比较特殊,具有天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神话传说当然也就可以视作历史,不然无法凸显西方民族的不凡和伟大。


二、在西方学者的笔下,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是一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伟大事件,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自然也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也奠定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基础。梭伦从此也就成了民主的发明者。因为西方学者认为梭伦改革前的雅典政治是贵族政治。


何谓贵族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又有何本质的不同?


雅典城邦的民众,主要可分为两类,一谓公民,是统治阶层,一谓奴隶,是被统治阶层。所谓贵族政治,就是将公民按财产的多寡,再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其中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公职、掌管宗教仪式、解释法律。而农民、手工业者则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一般平民。


国家管理机构主要是执政官、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执政官从贵族中选出,初为一人,不久增至3人,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执政官又增至9人,其中包括新设的6名司法执政官。执政官开始可能为10年一任,到公元前682年,设置9人执政官的时候,变成了一年一任。执政官卸任后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有权制定和维护法律,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贵族会议实际上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公民大会则没有什么实权。国家政权主要由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把持。


这一体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执政官是由一部分人选举产生的,实行的是任期制,不存在世袭,也不存在独裁;二是只有一部分人具有被选为执政官的资格,选择范围是有限的。很明显与以后的民主政治没有本质的不同。


梭伦改革有的只是人数范围的变化。因为改革,有选举权的公民的范围扩大了,普通公民可以担任的公职也相应增加了。但这两点是始终不变的,有权选举的只是部分人,能够被选择掌握最高权力的也只是部分人。事实上直到今天,所谓的西方民主也没有把这两点都改变掉。


梭伦改革涉及政治的两项主要举措:


一是取消之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的三级之分,按财产的多寡重新划分为四个等级,然后据此重新分配了政治权利。第一等级可以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等级除不得任司库外等同于第一等级;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吏;第四等级不得担任官职,但可以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同时给予平民一定的政治权利。


二是改革政治机构,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各等级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决定战争与媾和等国家大事,并选举官职,扩大选举人范围,削弱贵族会议的权力。设立新的政权机构,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雅典的四个血缘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均可当选。四百人会议取得了原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利,如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提出议案,并且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使贵族会议虽得以保存但已不复先前的权力。


怎么可以说梭伦改革以后才有民主呢?不过是更具民主色彩而已。西方社会为什么要竭力拔高梭伦的民主改革,说白了,是为了证明民主是古希腊的某个人发明的。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政治是贵族政治,20世纪前的欧美政治又是什么政治,同理不也应该是贵族政治吗?


美国人可是一直在告诉世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建立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从来不曾听说有贵族国家一说。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标准自然也就不同,一切从需要出发,这样才能塑造出光辉灿烂的形象,这是西方史家写史的一贯传统。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次重申的是,世界范围的历史叙述关键是要同一标准。玩双重标准,有目的、有意识地拔高自己,贬抑他人,尽管可以整天坐在那里吹嘘“据实直书”,将历史上升为科学,但实际上只能永远是伪历史、假科学。


民主自古即已存在,不是某个民族、某个人的发明创造。


三、梭伦改革是温和的,但却引起了贵族和下层平民的共同不满。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因此愈演愈烈。出现了三大政治派别: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斗争的结果不是走向更加民主,而是建立僭主政治。


公元前560年,贵族出身的庇西特拉图在山地派的支持下,组织起一支部队,依靠武装力量,进军雅典,废掉了民主共和制而自立为独裁者,建立了僭主政治。


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去世,其子希庇亚斯继承僭主之位。由于得不到平民的支持,最终于公元前510年被推翻,复辟贵族政治。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联合平民再次推翻贵族统治,并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一次实行社会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针对梭伦改革未深入触动的以血缘部落为基础的雅典选举体制做了较为彻底的改革。


其内容是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按新的部落体制进行选举。针对雅典历史上的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的部落选举组成有意揉和了三派,分散了氏族贵族的力量,削弱了氏族贵族的社会基础。


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里斯提尼从10个部落中各选出50人组成了新的500人会议,代替梭伦创立的四百人会议。500人会议的成员不分等级所有公民皆可担任,而且权利较之以前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外,还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


但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独立于原有权力机构的机构:十将军委员会。由各部落选举一位将军,10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其中一位为首席将军。将军之职是自费服役,只有贵族才能担任,不通过抽签产生,而且此职位可以连选连任。这一职位很快便成了奴隶主上层控制政权的主要手段。


所以设立十将军委员会,据说是将军这一职位需要特殊的才能,在战争频繁的时代,必须要有最有能力的人担任。因为人才难得,为了国家的安全,只能允许连选连任。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项措施是陶片放逐法。由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500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实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的人数达到六千人并且某人获得多数票,那这个人就要被流放国外,十年内不准回国。用于放逐危害国家的分子,防止僭主政治再起。但很快就成为了一些权势人物用于排除异己的重要手段。打击、迫害、放逐少数派从此名正言顺、天经地义。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克里斯提尼改革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彻底肃清了原始的部落制度,使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更趋合理完善,是世界文明史上首次确立的民主体制。


但其实质却是以民主为幌子为走向终身执政、个人独裁铺平道路。


很快的,独裁者就出现了,这人就是西方史家们大吹特吹的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一位连选连任十五年,终身执政的民主政治家。  


伯里克利出身雅典名门,父克山提波斯是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海战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母阿加里斯特为改革家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受过良好的教育。伯里克利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希腊同盟抗击波斯侵略的岁月中度过的。通过这场战争,雅典一跃而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国家。


公元前472年,伯里克利通过出资承办埃斯库罗斯所著《波斯人》一剧的演出,初露头角进入政坛。这也是其以后惯常的做法,以资助文化的方式,为自己造势。  


公元前466年后,伯里克利追随埃菲阿尔特斯,成为雅典民主派的代表。随着战争的胜利,以客蒙为代表的军功贵族势力抬头,没有什么军功的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为了夺权,不断揭发控告以客蒙为首的贵族派贪污腐化、滥用权力。公元前463年,为了打击得胜归来的客蒙,伯里克利等民主派无端指责客蒙在战争期间受贿不去进攻马其顿。客蒙尽管最终被宣告无罪,但声望却受到很大影响,军功派开始失势。


公元前462年,客蒙不顾民主派的反对,率军援助斯巴达镇压黑劳士起义。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趁机掌握政权,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清算。公元前461年,根据陶片放逐法,客蒙遭到放逐十年的惩罚。不久,埃菲阿尔特斯遭暗杀,伯里克利遂成为雅典民主派和国家政权的重要领导人。

 

客蒙于公元前450年去世后,伯里克利进一步控制了政局,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每年连选连任雅典最重要的官职--首席将军,完全掌控国家政权。公元前429年,在最后一次当选将军后不久,死于瘟疫。  


也就是说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61年到前429年他去世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是雅典政坛的活跃人物。为了登上政坛的顶峰曾经采取了多方面的有效措施,问鼎权力后,又连续十五年连选连任最重要的官职,终身执政,直至死去。


伯里克利究竟何方神圣,有何丰功伟绩,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能够在伟大的民主时代连选连任、终身执政。究竟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真独裁。  


近现代以来,凡属多次连选连任,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西方人是一律称之为专制独裁的。但同伯里克利这位15次连选连任的大巫相比,充其量也就小巫而已。  


探究西方民主政治之源,怎么会把古希腊这样一位连选连任、终身执政的无冕之王,视作为伟大的民主政治家,而且还将西方古典民主推至了巅峰。如此看来,今日美国人对现任总统的抨击实在太不应该了,特朗普大总统只是想将美式民主不断地推向巅峰而已。  


事实上,古希腊人早就对伯里克利的统治作出过评价,对其素怀敬仰之心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不得不承认“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当然了,这是不会大力传播的。不然西方民主传统从何谈起。  


西方民主传统,王婆卖瓜自卖自吹,该是戳穿的时候了。雅典推行原始民主制的时间不比其他民族更长,其所做的巩固民主政治的尝试和努力也是不成功的、徒劳的。


而自诩为其衣钵传承者的西方现代民主也只是处于现代民主的初级阶段。


所谓东方的专制传统  


西方学者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世界、告诉中国人:民主是我们西方人,具体说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东方世界自古以来就是王权社会,没有民主,也没有民主思想。其理由似乎也挺有道理,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社会就已是王权社会,而古希腊、罗马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社会都是原始民主、共和的社会。                     


但仔细推敲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公元前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古希腊、古罗马是最晚的,正因为其晚,因此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使后来的人们得以清楚地了解其从原始民主向君主专制演变的整个过程。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社会进步相比欧洲大陆要快很多,四、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因为年代久远没有留下丝毫的历史资料,我们无法非常确切地知道华夏族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又是如何演化和进步的。


如果真有点科学精神,应该说中国大陆华夏族生活的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社会是王权社会,没有文献记载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无法确知,不能说一定就是王权社会。


所幸的是,在中国大陆上并不只生活着华夏族或者说古汉族,中国大陆上还生存着许多其他的少数民族,而这其他少数民族有相当大一部分在以后的岁月里都被汉民族同化而和汉民族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如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在现代汉民族的血管中既流淌着古代汉民族的血液,也流淌着这些少数民族的血液。而这些少数民族,进入文明社会要比汉民族晚了很多,其中一些民族留下了他们早期国家演进的历史资料,譬如说契丹族。


契丹族公元10世纪早期及随后几个世纪在中国的北方建立过辽王朝,其制度、典章对继之而起的金、蒙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北方少数民族。


契丹族源于东胡鲜卑系,历史文献最早记载见于《魏书》。自北魏起就生活在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地区,以聚族分部的方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共分八大部落。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各部逐渐走向联合,唐初形成永久性的部落联盟,进入早期国家时代,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在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契丹与唐王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时常发生战争和掳掠。先后经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时期后,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称帝建辽。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在西方思想的主导下,人们一般将中国的早期社会划分为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样三种形态。其中部落联盟被认为是一种前国家的尚处于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何谓部落联盟,有若干个血缘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即为部落联盟。所以契丹被认为是由八个血缘部落联合成的部落联盟。但问题是雅典一个由四个血缘部落组成,氏族组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的联合体,为什么就被认为是国家呢。


难道四和八有本质的不同,八个就是部落联盟,四个就上升为国家了。如此就应该提出一个国家诞生的“四、八标准”才对。或者说雅典有比契丹更多的军队、人口。旧五代史明确记载唐初契丹就有“胜兵四万”,基本等同于成年男子四万,人口应该在十万左右。反观雅典,最鼎盛时成年男性公民也才四万。孰大孰小,谁更具国家气象应该是很清楚的。契丹民主并非是通常所称的原始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民主。


契丹族从建立早期国家至阿保机正式称帝,无论是各部的首领,还是国家的汗王都是选举产生的“三年一代”。三年改选一次,轮流做庄,没有终身制和世袭制,也没有像雅典那样可以连选连任的所谓特殊职位。《旧五代史·契丹传》云“契丹之先大贺氏有胜兵四万,分为八部,每部皆号大人,内推一人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


耶律阿保机天纵英才、能征善战、开疆拓土、战功赫赫,大大地拓展了国家的疆域范围,属于雅典政治中所谓最有能力的人。但三年汗王任期满了,人们依然要一次次起来逼迫其让位。没说因为战争需要可以长期留任。


为了维护传统的选举制度,迫使阿保机退位,先是本部落贵族起来抗争,先后共三次,史称“诸弟之乱”,皆被阿保机镇压。“诸弟之乱”平定后,其他七部也认为阿保机立久,不肯受代,破坏了传统的民主制度,坚持要求阿保机接受罢免。“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并以武力成功地迫使阿保机让出了汗王的位置。


一年以后,阿保机用计谋将各部首领全部诛杀,方重新夺回可汗的职位。依靠暴力手段阿保机最终实现了契丹族由古典民主向王权专制的转化。


契丹族的早期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中国大地上同样存在有文献记载的早期国家时代的民主,民主并不是古希腊的发明创造。


早期国家时代的华夏族国家尽管没有留下大致同时代的文献资料,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尧、舜、禹禅让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而禅让就是民主,民主推举,有限任期,不搞世袭制,没有终身制。  近现代以来,不断有西方人想尽办法质疑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有那么一批中国人,跟着鼓噪疑古,居然形成风气。他们否定黄帝的存在,否定尧、舜、禹的存在,认为禅让说纯属后代儒家的编造。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早期民主时代的历史记载已经可以基本证明纯属胡说。


尽管没有直接的、可信的文献资料,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那一时期的墓葬制度对当时的社会性质作出判断。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大地从南至北在距今五千年左右都已陆续进入了早期国家时代,像良渚、陶寺等古国都已不是小小的城邦国家,而是占有广大地域的区域性国家。但无论良渚还是陶寺,尽管存在专门的贵族墓地,但墓葬的规模普遍不大,也没有发现大规模人殉现象存在。中国的大规模殉葬现象出现要在将近1千年后的商代。


大体同时期的其他古文明,考古发现的文献表明苏美尔城邦存在民主议事制度,存在公民大会和长老会。但公元前第3千年前期的乌尔城邦王室墓葬已经出现大规模人殉现象。古埃及的早王朝国王墓葬同样也存在大规模人殉现象。


这意味着相比其他古文明中国的专制王权产生要晚了许多,华夏民族的早期国家应该存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原始民主时期。


东西方的历史资料足以表明,人类一切族群其所建立的国家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原始民主阶段,君主专制阶段,现代民主阶段。不管他是中国人、苏美尔人、古埃及人,还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日耳曼人、印第安人。不同的只是有些族群走过了整个过程,并在继续走向前去,有些族群则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完整个过程。


人类从完全平等到出现阶级分化产生不平等,从原始部落到早期国家,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最初权力人物的产生,一靠自身威望,二靠民主推举,这就是权力产生的原始民主阶段。在此期间,某些权力人物随着权力的增大,私欲的膨胀,就会慢慢地想搞个人独裁,想往世袭的道路上走,逐步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后,就进入了君主专制阶段。以后时间进入近现代,又进入了现代民主阶段。


而历史定会向世界证明,现代民主的终极形态最终将会诞生在亚欧大陆东部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