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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亭:英人英语起源于中国,颠覆三观吗?

颠覆三观的中国起源说与英人英语中国起源说陈敬亭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的起源时常会有所谓的新论出现。前不久网上又出现了一篇文章“中国的起源,颠覆三观的发现”,根据编辑的说法这是一篇“能够帮助我们在某些方面客观的认识到历史的真相”的文章,“已经足以重建我们中华文明起源认知的基础”。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的起源,颠覆三观的发现”一文旁征博引,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无非在文首的一段话:“中国的历史考古发现只有公元前1400年以后的遗迹而缺少夏朝和商朝前期的考古证据也就是说历史记载和考古成了断代。夏的文明无法在中国境内找到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国外的很多学者也不承认中国夏朝的存在。”所以,有识之士认为只能放开眼界向世界寻找自己的祖先。当然,具有如此革命性的识见也并非真正来自这些有识之士们,而是来自西方导师早已过时的启示。一个多世纪前就已有西方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人来自西亚。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可能自己也觉得有些不着边际吧。  要到西方寻找自己的祖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比夏早,二是要有点相似,所以文章作者就找上了埃及。一来西方人认为埃及文明远早于中国,二来埃及的文字和中国有些相像。    但实际上,文章这一主要立论依据根本就站不住脚。近半个世纪来,随着中国史前考古的广泛开展,在中国境内从长江流域至黄河流域再至辽河流域发现了许多相当或早于夏的有城池的考古遗址。至于西方人,还有不少出于某种目的依然不承认,但也有那么一些相对比较客观的,还是有点科学精神的,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下高昂的头颅。近日良渚申遗成功便是很好的例证。杭州附近的良渚遗址目前已发现5000年前的大型防洪工程,城墙围合的约1.7平方公里的城池,城内有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400埃及金字塔的人工夯筑的高大土台。由于中国人的祖先不喜欢石头,喜欢木和土,所以皆为土木建筑,年代久远了,后人便认为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土山,良渚当地人一直以来也就是这么认为的,但考古发掘表明这座土山是人工堆筑的。而金字塔的建造方式和中国人堆土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先砌一层石头,四面堆土,形成斜坡,再将石头拉上去砌第二层,全部完成了,再将土挖掉就剩下了石头的塔。当然时间要长,工程量要大,死亡率也要高,其中也解决了一些现代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技术问题。但这类匪夷所思的技术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古埃及,同样也出现在比古埃及金字塔更早的中国。公元前3300年中国安徽的凌家滩遗址共出土有六个很小、很薄的玉人,耳朵都打有耳洞,背后有对穿孔。在这么薄的玉片边缘打小孔,而且不造成破裂,按照现在人的看法必须有高速旋转的微型钻头。5000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不知道,只是感觉好像不可能,但实物放在那里。四、五千年前便拥有高度智慧的并非只有古埃及人、苏美尔人,中国人同样拥有。由于近代的没落,中国人的祖先曾经取得的成就,曾经对世界历史而非仅仅只是东亚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不仅被西方人彻底否定了,也被自己不孝的子孙否定了。由于良渚遗址直到目前没有发现成规模的文字遗存,所以西方一直以来否认这是文明。但良渚控制的地域范围极有可能超过古埃及而且时间上也更早,早一、二百年。文中提及的古埃及蝎子王是否统一了上下埃及学界并无定论,上下埃及究竟有多大地域范围也并不清楚。而良渚占有浙江,直至江苏、山东交界地带是有实物依据的。良渚人的玉器大多刻有特殊的神人兽面纹饰,带这种纹饰的玉器在这一广大地区的那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都有发现,作为陪葬品显示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能够在如此广泛地域内行使权力的社会组织还不是国家。那种认为中国的文明远远晚于古埃及,甚至还晚于古希腊,根本不属于四大文明古国,商以前中国不存在国家,夏是中国人自己虚构的,无疑都是无稽之谈。正确的说法,夏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东亚大陆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夏以前东亚大陆已有众多国家存在,夏是第一个基本统一中国的王朝,第一个统一王朝。至于说文字有相似之处,也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都是象形文字,既然同处一个星球,形是一样的,文字自然也会大同小异。埃及的鸟两条腿,中国的鸟也没长出三条、四条腿来。而除了文字有某些相似之处外,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以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古埃及建筑都是巨石建筑,所以至今留下的很多,中国可以说根本没有巨石建筑,保留至今真正意义的建筑要晚至唐代;古埃及人死后要制作成木乃伊,中国人没有这种嗜好,只在新疆发现不少自然形成的干尸;古埃及人尚金,图坦卡蒙墓满屋子金光闪闪,金面具名扬世界,中国人崇玉,达官贵人及至平民百姓都对玉有特别的兴趣;古埃及的帝王喜欢为自己制作巨大的石像,中国的帝王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癖好。两者之间会有继承关系吗?拉丁西方崛起后竭力将自己的文明装扮成一特殊的文明,炮制了自从天而降的古希腊文明至古罗马文明再至拉丁西方文明的纯西方文明体系。其实毫无特殊可言,纯粹是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学习者、模仿者。古埃及人尚金,制作金面具,古希腊人也学样,制作金面具,但水平真不在一个档次。古埃及人、波斯人搞巨石建筑,古希腊、古罗马人也学着搞,雅典卫城的神庙能和古埃及卢克索的神庙、伊朗波斯波利斯的宫殿相比吗?显然不能,规模既小、年代又晚。因为有了个自己攀上来的有钱的后代却引得来自中国的精神白人写下无数发自内心的颂文。古希腊能够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成就完全建筑在对非纯西方文明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之上。唯有中华文明才是资格说自己的文明是一特殊的文明,直到近代为止,中国人始终以土、木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始终将玉放在比金更高的位置,始终将人而非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即尊崇理性,而非直至近代才知道理性为何物,为世界各文明所绝无仅有。近代以降,拉丁西方崛起,母以子贵,中国没落,母以子贱,一切都被弄颠倒了。尽管自觉得年代比中国早,又有一定的相似度因此认定中国人来自近东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在西方已没有市场,在中国学界也不被认同,但在东西方文化传播问题上,这样一种立论方式在西方世界依然大行其道,在中国学界也有无数的狂热信奉者。但方向是有严格限定的,只能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种事物如果先出现在西方,后出现在东方,又有一定的相似度,西方人一定会认定这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以此来证明西方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优越于世界其他文明,西方自古就在主导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学界的精神白人也一定会大声叫好,这样中华文明才可能真正有活力,才能有土变洋。至于方向相反了,那就肯定是胡说八道。青铜冶炼技术西方比中国早出现约一千年,所以一百多年来,西方人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青铜技术肯定是来自于西方。因为他们认为青铜技术是高度复杂的技术,这样的技术中国人怎么可能自己掌握,只可能来自西方无私的传授。也正是因为商周时期中国人掌握了西方传授的先进技术,中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在西方的影响下才真正确立的。至今中国考古界对此说深信不疑者到处可见,一直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四处发掘寻找相关的证据。尽管至今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这批人始终坚信肯定存在至今还不知晓的西、东方秘密通道,将西方的青铜冶炼技术传进了中国,并想象出了大致的通道。北方通道从欧亚大草原经蒙古高原或者经新疆传入中国。南方通道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下青藏高原进入四川,也就是所谓三星堆文化。更离谱的是海上通道,经印度洋直接航海到达山东。陶器制作中国比西方世界早了七、八千年,形状也大同小异,但从没有西方学者说西方的陶器制作技术是东方传播过去的。好像也没有太多中国学者因此而锲而不舍地寻找陶器制作技术从东向西传播的至今尚未知晓的秘密通道。为什么,因为西方专家说了没有考古证据,科学公正的化身都这么说了,反科学当然是不可以的。和中国人谈证据,和自己讲想象,这就是被不少精神白人推崇备至的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即便是那些有相当明确文献记载、考古证据的譬如匈奴西征罗马帝国,印刷术西传欧洲,西方人也是要竭力加以否认的,理由是证据还不够确凿。没有文献白纸黑字写下来西征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的匈奴人,古登堡也没说过他研发出西方的活字印刷技术是受到中国人的启示。以此来证明西方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受过中国的影响,西方文明是一极特殊的文明。中国人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天生具有主导世界的能力,只能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关起门来称大王。西方学者总是在和容易受骗也愿意受骗的中国学人说,我们西方学者不关心政治,价值中立。事实是200年来西方的文人、史家99%都有高度的政治意识,都在竭力地自觉维护这样一种政治理念:西方文明理应永远主导世界。从我做起,不断为西方文明优越论添砖加瓦。100年前讲“莎士比亚的语言最终会成为人类的语言”,要“承担起白人的重担”,现在似乎没有这个底气了,但梦想依旧不变,字里行间永远强调文明的特殊性、现代性。西部欧洲地域狭窄,自古缺金少银,贫穷落后,深知这个世界资源有限,不是我的,就是你的,有了你的就没我的,只有主动出击去抢才能拥有。抢成功了、发达了便到处宣扬那理应属于我。西方一直说自己的文明是海洋文明,尊重历史的说法,应该是西方文明是海盗文明。海盗做大了,摇身一变做起了绅士。就像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流氓做大了,就变成了实业家,从此穿起了长衫,但好像并没有否认十六铺出身。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家们一直在告诉世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许多真相被胜利者有意识地掩盖了。所以他们—独立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要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国史书中被胜利者掩盖的真相,所谓足以颠覆三观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希望中国人从此能在他们的引领下清醒地认识历史,并进而清醒地认识现状。近代世界谁是胜利者,拉丁西方。今天全世界都在认真拜读的世界史是谁书写的,拉丁西方。这部世界史是不是也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不是也存在被胜利者掩盖的大量历史真相,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家们是从来也不敢这么想的。尽管他们经常在那里猛烈抨击中国人的劣根性,痛恨中国人奴性太足。由近代的胜利者书写的这部世界史其实是一部为杜撰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作伪证的伪史,违背历史事实的理论和观点俯拾皆是。下面就以印欧语为案例做一简略剖析:十八世纪末,一个英国的印度殖民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同宗同源。因为欧洲的语言虽然和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呈现明显的区别,但却和印度的语言有一定的相近,因此可以大胆假设印度和欧洲的语言源于同一种原始语。这种原始语随着年代的变迁,演变成梵文、希腊文、拉丁文和现代欧洲的许多种语言。西方学者将这种语言称作原始印欧语,说这种原始印欧语的人群则被称作印欧人。既然有说原始印欧语的印欧人存在,最初的印欧人居于何地也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印欧语的最早提出者英国人琼斯,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德国人波普,以及19世纪中期前的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语言学家都认为印欧语起源于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中、南部地区。按照波普的说法“梵语保留了古老的词法和辅音系统,这就使我们对印欧语曾经是怎样的能有个概念,没有这一切,这种语言的许多重要特点,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19世纪中后期,随着拉丁西方在全球范围优势地位的确立,西方成为近两百年的胜利者,印欧人的起源地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没有任何考古学和语言学依据,由亚洲一变而为欧洲。印欧人这一生而优越的人群,胜利者的祖先怎么可能诞生在失败的亚洲,怎么可能存在由东向西改变整个亚欧大陆面貌的迁徙和征服。唯一的可能是印欧人以其19世纪后裔同样的方向由西向东迁徙、征服,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从此,印欧语欧洲起源说便成了世界范围内绝对的真理。但由于没有可靠的依据,大方向恒定了,具体的位置至今已一百多年了,依然没有定论。自上世纪50年代起,生活在美国的德国女学者金布塔斯的南俄草原说逐渐占了上风。想想也是,四、五千年前的人类要发起全方位的长距离远征,光靠两条腿,没有一个交通工具恐怕也难圆其说,必须要有马匹作依靠。从亚欧大陆东端绵延至欧洲的亚欧大草原的欧洲部分也就是南俄草原这么一块,唯一的选择,非此地莫属也。但问题是马匹究竟是在何地、何时开始被人类驯服用于骑乘,尤其是长距离骑乘的至今国际考古学界并无明确的说法,或者说尚处于未知状态。既然承认尚处于未知状态,怎么转身就信誓旦旦地说4、5千年前,生活于今南俄草原被西方称为印欧人的族群跨上战马开始了他们席卷整个亚欧大陆的远征。不是纯属扯淡、完全胡说吗?但因为这是洋人在扯淡、在胡说,中国的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的独立学问人却是...全文>>

陈敬亭2019-09-23 阅读(146)

贾银忠:三星堆文即古彝文,古彝文有9千年历史为中国最古老文字

《宇宙人文论》与中华古道佛文化渊源研究贾银忠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来自:《汉学研究》摘要:本文从国家级珍贵记忆文化遗产《宇宙人文论》的研究着手,深入探讨了《宇宙人文论》与古蜀文明的历史渊源问题,论证了该珍贵文献与古蜀文明“文化圈”存在的历史关系,提出了古蜀国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同源性,甚至就是古彝文的观点。文中还指出《宇宙人文论》最早让学界关注了彝族的天文学,阐明和分析了该珍贵文献出自彝族“德布氏”,而古蜀国帝王鱼凫也诞生在德布氏王族世家,因此认为与该文献有着传袭和文脉渊源。最后,阐释了《宇宙人文论》与中华古道佛文化间存在同源关系的全新观点。关键词:珍贵文献古道佛文化渊源研究一、彝族文献典籍《宇宙人文论》与古蜀文明的历史渊源贵州省毕节是彝族古文献典籍最为丰富和典型的地区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就开始在着手整理和翻译彝族古籍,并受到关注。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学为了整理和翻译“毕摩特依”,曾专程到过彝文翻译组取经和交流,那时翻译组的专家们就向我们介绍了一批珍贵的古彝文典籍,随后笔者专门去贵州做田野时,又到过该翻译组。在该翻译组(现彝文翻译中心)学习和交流中,老专家们进一步向我们介绍千百年来贵州彝族代代传承下来的古彝文手抄本《宇宙人文论》,该珍藏本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被彝汉专家们共同认定为“彝族珍贵历史文献”;并于1984年3月在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笔者获得一本。30多年前能出版这样的书,除专家们付出心血外,政治审查更是部门繁多。但该文献出版后,即成为人们研究彝族天文学,认识宇宙,探索彝族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了解人体同于天体(生命科学)的重要文献。目前,该文献已成为国家级珍贵典籍。当然经过毕节市彝文翻译中心全体专家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他们所整理、翻译、出版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学术影响力巨大。到目前为止已有20部彝文古籍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今天,我们重温这部珍贵文献,笔者又有了以下新的体会。(一)古蜀文明“文化圈”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问题笔者在此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有的人觉得太牵强,但是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即可能存在相关的历史渊源。古蜀文明“文化圈”的范围较大,实际上也就是“泛三星堆文化区域”的范围问题。笔者在所撰写的50余万字的专著《佛的根脉在中华——古蜀国泛三星堆时期古佛文化传播史研究》中指出: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区域根据其文化特征来看,它应是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范围内的、周边数十平方公里为中心的地域,目前其核心点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辐射的范围包括:川渝两地,湖北和湖南两省部分地区,陕西以南地区,甘青以南地区,云贵高原一带及东南亚大片区域,可见泛三星堆文化区域从上古时期就繁荣强盛。张耀辉认为“过去,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分期,一般是参考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即三星堆一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三星堆三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早期)—-三星堆四期(相当于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晚期巴蜀文化(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认为,鉴于目前三星堆遗址一、四期文化的发掘工作做得并不太多,已有资料的整理工作亦尚待深入,其与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未敢遽断”。[.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以成都平原先秦文化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1期,第8页。]笔者也认为,三星堆文化区域地界广阔,各个时期积淀的文化呈多样性,现在考古发现的遗址和相关文物只能算一部分,根据笔者获得的信息,长江上游古老文明的重大发现还在今后,不久将会被证实的。现在根据官方和民间收藏的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的古代文明年代,可能还要超过现在官方所认定和公布的年限,才能解释许多谜团。所以,有学者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区域内曾经有“伏羲时代”、“炎帝时代”、“黄帝时代”的文化遗迹,其文化核心区应是当时的政治和祭祀中心。颉强在《论古代中国的文明——人的文明》一文中也写到:“我们是一个以黄帝时期的文明作为轴线,延续了大约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颉强:《论古代中国的文明--人的文明》,中国历史,2013年10期,第30页。]董立章在《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里也说:“牛河梁遗址,是炎帝朝末期、黄帝朝创建之前黄帝为诸侯时的国都及称帝后的副都”。他考证说:“黄帝朝创建于公元前3701年,此前黄帝首先用兵东北,占领辽西蒙古南而定都于牛河梁地区;之后炎帝北伐,黄帝挥师南疆,爆发阪泉之战。此时黄帝国疆已跨越蒙、辽、冀三省,力量强盛。黄帝更以诱敌于国门之外,战胜炎帝。[.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413页。]蒲卫平、谭石蓉发表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一文中,更是将轩辕黄帝的国都推定到三星堆中心区域,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玉器文明时代。笔者也赞成三星堆文化区域内曾出现过“伏羲时代”、“炎帝时代”、“黄帝时代”的观点。同时根据其相关文物、实物、文化特征、民族文献提出,古蜀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四个发展时期:即“远古蜀文明时期”、“上古蜀国时期”、“中古蜀国时期”、“下古蜀国时期”;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目前官方所公布和认同年限。前三个阶段能把古蜀国的年代推到“伏羲时代”或更早时期。如长期研究三星堆文明的刘少匆先生,他在广汉高平镇找到伏羲的墓地,在他的多部学术专著中,有对历代古蜀国帝王的解读和考证,甚至有对古蜀国历代帝王面具的解读。他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里有伏羲、炎帝、黄帝、嫘祖、颛顼、蚕丛、鱼凫、杜宇等帝王的面具器物。总之,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存在不同时期的文明积淀;而且还存在着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交流,比如在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出土和发现了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器物,在长江下游的诸多地方,也发现了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器物,证明在古代各民族已有了迁徙生存活动与相互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古蜀人也把“三星堆文化”辐射到广大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包括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印度等大片区域。如在越南的立义遗址就出土了较多的“三星堆玉璋”等器物,其年代距今3000多年。关于越南这片大地,大家都是知道的,它是宋代以后才慢慢脱离大中华的。易中天先生宋代时期的先祖就是当时管理越南的官员,死后其墓地仍然还埋在那里。鉴于上述存在的历史渊源关系,笔者认为《宇宙人文论》虽发现于当代贵州毕节(大方),但它是彝族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其口头传袭者、毕摩和手抄本记录者的居所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笔者认为这部珍贵的文献应该与古蜀文明“文化圈”、或者是“泛三星堆文化”有着历史渊源。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三星堆核心文化圈内的各文化形态与彝族文化有着直接的历史关系;二是《宇宙人文论》一书中内容与古蜀国(三星堆)核心文化区、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伏羲的太极、八卦等文化基本相同;三是贵州省毕节的彝族文献《彝族源流》记载,在上古时期“尼能”“笃靡”从他们部落联盟中抽调了许多很强干的匠人到古蜀地“能沽”(今成都周边区域),制造各种宗教崇拜偶像器物的史事真实存在过;古蜀国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目前所发现器物上有古蜀文字,这种文字与古彝文完全相同;而且有不少表现宇宙、太极、八卦等方面的内容。所以,笔者认为这些非偶然的文化内容、文化形态与《宇宙人文论》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二)古蜀文明圈内的古文字存在同源性二十多年来,有一批汉、彝等民族的专家和学者不断解读和破译了国内出土的神秘刻画符号,最有影响的是云南呈贡金宝山出土的几个古彝文陶符,用古彝文破译是“么夺织”(音)意为人聚会祭祀,是“竹神”的遗留,经相关考古专家的碳14测定已有1-1.2万年的历史。尤其是学者们不断揭开了古蜀国“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神秘面纱,找到了古蜀国文字与古彝文化之间的渊源和答案:“同源性”或“同一性”。2009年10月,凉山州人民政府、北京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三所高校联合主办了“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国内外的近百名专家齐聚邛海之滨就“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进行学术研讨,有专家和学者就认为古蜀国三星堆时期的古文字就是古夷文。2009年11月千余名中外学者又齐聚贵阳参加全国彝学年会,香港等国际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古彝文”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会上也有专家学者认定古蜀国的文字就是古彝文,因为今天的彝族毕摩、彝族专家和学者还能认识,古蜀国的文字在川、滇、黔、桂四省(区)联合编写,出版的《彝文字集》(8万个古彝字)和彝族毕摩的经卷里基本上都能查找到;而且,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专门作了这方面的研究,相关学术论文也不断问世。彝族的文字很古老,贵州彝族文献《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彝族流源》等文献里综合记载了彝族发展史,记载了当时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天文历法等等方面的知识。现在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古彝文诞生时间已有9000年以上。关于彝族的古文字,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时先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他曾说:“不论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彝族文字”[.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刘志一先生曾在研究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早期遗址时,发现少数棒形饰物上有刻画符号,对这些刻符符号刘志一先生曾撰文道:“可以说彭头山遗址是目前世界古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字符”。“如果加上彭头山刻符前的草创阶段,说中国文字(彝文)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发展史,也不夸张。”[.刘志一:《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江西文物》,1991年,第三期。]云南呈贡金宝山出土的几个古彝文陶符,经相关专家的碳14测定,已有1-1.2万年的历史。另外,对“西安半坡刻画符号”、“甘肃大地湾彩绘符号”、特别是古巴蜀文字,包括四川“古蜀国泛三星堆范围内的文字”都有学者能用古彝文进行释读。宋代至明代以来,古蜀国的器物在成都平原、德阳和绵阳市范围内都有发现,还被那时的收藏家收藏,那些器物上就雕刻着很清晰的古蜀文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广汉三星堆周围、成都平原先后出土了数千件古蜀器物,而这些出土器物上也锲刻有图案和文字。之前,这些出土器物上的古文字无人能解读,近十年来已有不少古蜀文字被彝、汉专家学者破译或释读。这些专家学者主要有:朱崇先、王继超、阿余铁日、钱玉趾、王子尧、王昌富、老板萨龙等等,他们与彝区的毕摩们都是释读与破译古蜀国文字的专家。笔者曾与朱崇先、王继超、张纯德、张庆芬、阿余铁日等多次探讨古蜀国文字方面的问题,他们对古蜀国相关器物上的古文字解释道:“古蜀国泛三星堆时期的玉器、金器、铜器、骨器等器物上刻琢的古文字,我可以肯定是古彝文,因为它不只是我们几个人认识,彝族中只要懂古彝文的人多少都认识一些。阿余铁日说:“泛三星堆文化特征器物上众多的古彝文我认读不完,但它是古彝文,我不认识的,你们可以找云南、贵州的彝族毕摩和专家学者释读。”古蜀国三星堆是祭祀圣地,它不是坟墓,它是古道文化、古佛文化、祖灵偶像祭拜的集中地,历史上彝区的祖灵偶像无论大尊、小尊的都是往古蜀国三星堆区域集中祭祀与供奉的。过去,古彝王族和有实力的贵族世家,他们的祖灵有用玉石、黄金、银、青铜做的,后来迁离古蜀国三星堆中心区域后才改用木质、竹根制作,竹根虽小仍代表着一个人的“马都/灵魂”。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古彝文字与文献权威专家朱崇先教授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古彝文、古文献研究几十年,从文献中看到过很多有关彝族在这方面的记载,但一直就感觉彝族留下的古文献多,而相关的文物,或像你们保存的这类实物就太少,但今天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最关键的是它们能与我研究了几十年的文献相对应,也就是这些实物与我们研究了几十年的彝族文献里所记载的相同,让我们看到了老祖宗们留下的真正有价值,同时又让人非常震撼的实物。这也是非常让我们振奋和欣慰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彝族的老祖宗是多么的伟大。”朱崇先教授接着说道:“根据我几十年研究彝族古文字、古文献的经验来看,这些器物上的古蜀文字,实际就是我们的祖先使用的古夷(彝)文,从我们释读和翻译的一些内容来看,首先,它们是具有深邃哲理的古彝文诗句,且诗句很优美,让我们无比兴奋,内心一直很激动。从这些文物上的字、词、句来看,5000年前,我们彝族老祖宗的智慧现在的人也难以超越,那些颇具高深教育思想的诗句,会使我们马上想起彝族教育与信仰方面的古诗句,特别是那些哲理性很突出的优美诗句,我们翻译出来后其内容让人很...全文>>

贾银忠2019-09-23 阅读(61)

6千年城头山不仅是中国第一城,竟还是《圣经》中第一座城以诺城?

该隐是鲧家族早期人物,城头山是《圣经》中以诺城 杜钢建良渚古城成为世界遗产后,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呼吁湖南常德城头山应该申报世界遗产,很高兴得知社会各界对此给与了高度关注。我在过去几年于多种场合说过,城头山是《圣经》中的以诺城,该隐是一代鲧。该隐即鲧从四川的伊甸园移居今湖南地区造城。特别是在我策划的张家界历史文化与西周历史研讨会上,我主讲《圣经》人物与大武陵文化。我强调湘西武陵山文化特别是城头山和崇山文化对《圣经》人物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当年会议报导没有提及与《圣经》相关的内容,对此我只能表示理解。如今需要将城头山与《圣经》中以诺城的关系给读者讲清楚。要了解城头山与《圣经》中以诺城的关系,需要了解中国史书记载的鲧家族与《圣经》记载的该隐家族的关系。《圣经》旧约有关洪水前的历史人物的记载非常简单和模糊。由于犹太经文源于迁徙西方的周人回忆性记述,洪水前的历史人物谱系严重欠缺许多世代。洪水前有近2000年的历史模糊不清。《圣经》中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到诺亚方舟的历史人物只有十余世,欠缺的世系太多。但是《圣经》所记载的洪水前的历史人物并非虚构,基本上可以对应中国史籍记载的相关人物和事件。《圣经》中记载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凶人是该隐,该隐也是中国史籍记载的被舜帝流放的四凶之一即鲧家族史上的人物。该隐是《圣经》记载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造城工匠大师,鲧家族也是中国史籍记载的造城工匠大师的世家。该隐从四川伊甸园被驱逐到东边的挪得地就是鲧家族居住的湖南地区。挪得地也是鲧家族的后裔即苗族人的祖先驩兜的居住地和所葬地。驩兜墓地在今张家界崇山上。该隐所生儿子的名字和所造城市的名字是以诺,以诺是至今湖南人依旧保留的上古发音的口头语。《圣经》中的以诺城是湖南常德澧县考古发现的城头山。 一、 该隐与鲧家族《圣经》记载的早期历史人物都是帝颛顼特别是帝喾以后的人物。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亚当是阿丹,夏娃是好娃。他们都诞生在亚洲。亚当即阿丹诞生于锡兰岛即斯里兰卡,夏娃即好娃Hawwa诞生于马来西亚的吉打。在先夏时期,这些地方都属于华夏管辖的地方。亚当夏娃后来到达伊甸园即今四川地区。根据阿拉伯史籍记载,夏娃两胎生的都是孪生兄妹,即两次都生了一儿一女。夏娃第一胎生的儿子是该隐,第二胎生的儿子是亚伯。至于夏娃第一胎和第二胎生的女儿是谁,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文献认为勒布达是第一胎生的女儿;有的文献认为克里米亚是第一胎的女儿。也有文献认为亚当长子的名字不是该隐,而是嘎比勒。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认为,“根据古老的传统,亚当子女的数目是三十三个儿子和二十三个女儿。”该隐只是属于其中的第一胎,也是长子。姐妹两人谁属于第一胎的问题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该隐与亚伯的婚配问题。根据《圣经》的解释认为,该隐与亚伯的孪生妹婚配,亚伯与该隐的孪生妹婚配。阿拉伯历史学家认为根据东方的普遍信仰,应该是该隐和克里米亚属于第一胎,亚伯和勒布达属于第二胎。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过去时代的历史》中,专门讨论究竟他们是孪生兄妹婚配,还是交叉婚配的问题。这里不仅需要关注该隐的名字,而且需要注意克里米亚Climia(Crimia)的名字。克里米亚的名字是秦人文化的名字。克里米亚Climia(Crimia)是汉字秦人的上古发音。克里米亚也可以翻译为“秦人”。按照大湘西地区诸多民族的习惯在克里米亚Climia(Crimia)加上“阿字”,就成为阿秦Acrimia。《圣经》所记载的早期人物中除了禹王的父亲鲧家族人物外,还有禹王时期的秦人。关于秦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舜帝时期。舜帝的七友之一是秦不虚。《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女儿克里米亚的名字表现出秦人文化的影响。秦人文化源于大湘西地区的汤家岗文化。汤家岗文化的考古表明秦人文化的诸多符号出自汤家岗文化。从该隐与鲧家族的关系以及克里米亚与秦人的关系看,该隐和克里米亚都出自大湘西地区。从该隐和克里米亚的名字来看,该兄妹所处时代大约为舜帝时期,如果再往前推测的话,不早于颛顼或帝喾时期。颛顼时期人神分离的宪法制度得以确立。颛顼之子鲧家族即该隐家族以及汤家岗地区秦人即克里米亚Climia(Crimia)成为《圣经》中继亚当夏娃以后历史人物的开端。就具体时间而言,这里涉及到在疑古派影响下的夏商断代工程的年代划分问题。我在其他《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中指出过,对于夏商周历史和先夏历史的断代需要重新考虑。伏羲朝、炎帝朝、黄帝朝、少昊朝、颛顼朝、帝喾朝等都是朝代,今人往往将这些朝代分别视为一个人。尧舜禹都在5000年开外。第一代黄帝距今近8000年。颛顼朝在6000年开外。鲧是中国历史上颛顼朝帝喾朝陶唐朝虞朝的伯爵家族。鲧家族的历史在崇山国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自伏羲在崇山开国以来有近6万年的历史。《国语·周语下》记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崇,鲧国。伯,爵也。”鲧国在历史上出现过多代崇伯鲧。《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唐]颜师古注:“鲧,崇伯之名。”崇山的苗语发音是高戒霸凑。崇伯鲧是苗人的祖先。崇山国是苗人的祖国。 崇山国的崇伯鲧是官名。每一代崇伯鲧都有自己的名字。根据史籍的记载,颛顼所生诸子中有鲧曾,其他人还包括古蜀王、称、魍魉、穷蝉、梼杌等。鲧曾生鲧祖。鲧祖生鲧父。鲧父生鲧。鲧生禹王,即姒文命。禹生姒启。这是鲧家族的最简单的谱系。在这几代崇伯鲧中,有一代崇伯鲧的名字是耹,耹音与曾音近,可能是第一代鲧的名字。因此,鲧的上古发音也似耹或曾。根据《史记·夏本纪》索隐记载:“皇甫谧云:‘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山易》云:‘鲧封于崇。’故《国语》谓之‘崇伯鲧’。”根据皇甫谧的说法,第一代鲧的名字字熙。禹王的父亲鲧之前已经有多代伯鲧。从史籍记载的鲧的妻子的名称看,驩兜家族史上的鲧与禹王父亲鲧的妻子的名称是不同的。驩兜祖上的鲧妻是士敬。禹王父亲鲧妻是女嬉。禹王的父亲鲧与驩兜是同时期人物。因此,驩兜祖上的鲧应该是早期鲧家族史上的鲧。禹王的母亲是辛国人女嬉。辛人出自西蜀。关于禹王的母亲,《越王无余外传》第六记载:“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禹王的母亲是出自有莘氏的女嬉。禹王出生在西戎和西羌的聚集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从炎黄文化看,禹王是黄帝的后裔,而西羌大量是炎帝的后裔。炎帝后裔阪泉氏蚩尤,姜姓。蚩尤乃九黎首领。三苗出自九黎,而为九黎之后。三苗也是驩兜后裔。最典型的三苗氏族的人具有翅膀。古代羽人及其他长翅膀的氏族来自三苗氏族。该隐是汉字鲧的上古发音传到西方以后由西方文字经过数度转换后翻译过来的音译。关于鲧字的发音,说文解字注臣铉等曰:从孙省。鲧字的古音接近今音的参或耹。“耹”也是一代鯀的名字。《圣经》记载的该隐是Cain。Cain更接近鲧字的上古发音。阿拉伯文字中该隐的发音也是Cain,只是其中i音略微弱些。鲧字的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似手执杆丝钓鱼或执锤凿鱼。执锤凿鱼可能是鲧字的原意,表明鲧是工匠大师。该隐是鲧家族的一代伯鲧。从该隐的名字来看,很可能属于颛顼之子鲧曾。该隐作为《圣经》记载的第一位造城工匠大师,属于中国史籍记载的造城高手家族的鲧世家。鲧在夏朝是历代夏王郊祭的对象,可见鲧在夏朝的历史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堪比黄帝和颛顼。《国语》鲁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夏朝的郊祭祭祀活动表现出对禹王的父亲夏鲧的崇敬。舜帝将夏鲧作为四凶之一进行流放的历史大案在夏朝已经被翻案。该隐和鲧都是历史罪人而被流放。该隐与兄弟亚伯的职业分别是种地和牧羊。《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早年的相处情况。在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本-杰赫姆关于世界起源的《诗集》(大马士革1396/1949年版)中记载,该隐与其兄弟亚伯早期是和睦的。亚当与夏娃“他们得到一子名叫该隐,他们亲眼看着他长大。亚伯与该隐一起长到了青春时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和睦。”后来根据《圣经》的记载,该隐与亚伯长大后,因为上帝看好亚伯的头生羊祭品,而不看好该隐奉献的地里的出产,该隐于愤怒中击杀了亚伯。其实上帝不是因为荤食和素食的区别,主要是不看好该隐这个人。当然,《圣经》记载说上帝“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上帝已经看出该隐的表现“罪就伏在门前。”后来该隐在田间击杀了亚伯。该隐受到上帝的谴责,被流放出伊甸地区。从《山海经》关于鲧与驩兜的关系看,驩兜是鲧的孙子辈。可见鲧家族至少有多代鲧。与驩兜同时代的鲧至少也是第四代鲧。其他史料看,也表明驩兜是黄帝后裔。《左传·文十八》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恶德,丑类恶物,顽器不友,是比周天下万民谓之浑敦”。杜预曰:“即驩兜,帝鸿,黄帝也。”《史记·五帝奉记》重复上述之言之后“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贾逵曰:“帝鸿黄帝,其苗裔驩兜也。”《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颛顼生驩兜,驩兜生苗民,苗民厘姓。”又说:“高辛之邦,尧窜之于三危……驩兜尧臣。”郭璞认为是“三苗之民”。《山海经·大荒南经》则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兜,鲧妻士敬,士敬子炎融,炎融生驩兜……有驩兜之国。”驩兜是早期鲧的后裔。河西诸羌,皆驩兜后裔。其后有驩氏、繭氏、瞞氏、曼氏、蛮氏。驩兜后裔后来又有危氏、元氏、鸿氏、洪氏等。帝鸿本人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后来埋葬在湘西。驩兜后裔后来大量移居西方,建立巴比伦等王国。关于驩兜国的历史请见大同思想网杜钢建文章“禹王在湘西崇山开启夏朝,崇山乃夏朝第一国都”。关于禹王的父亲夏鲧的谱系,在《史记》中没有具体说明。《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里禹之父是鲧,鲧之父是帝颛顼,颛顼之父是昌意,昌意之父是黄帝。《史记》对从黄帝、昌意、颛顼到鲧的谱系记载过于简单。二、该隐和苗人都居住在挪得地我到湖南大学工作以后,感到奇怪的湖南人的第一个发音是“诺”。诺字是古代人经常使用的。我长期在北方生活和工作,一直没有注意到有人说“诺”。诺字的意思表示知道了、可以、同意等等。不同地方的湖南人对诺字的发音有区别。有的发音为诺no,有的发音为以诺enoch,有的发音为恩诺eno,有的发音为挪得nod或者诺特not,有的发音有收音nof或nov。 诺no的意思表示是、是的、是这样、可以的等等。在湖南不同地方,“诺”字需要根据对方的意思来理解,有时也有否定的意思。“诺”也可以表示“不”。“诺”在经过英人西迁后成为更多表示否定意思的英语no。“诺”字发音时还可以伴随点头等动作。诺nod成为英语中表示点头、打盹等意思的单词。伴随诺的点头通常意味着肯定。诺nod在英语中进一步演化为带有点头动作的打盹。古汉语诺nod之“点头”通常表示肯定。后来的英语进一步发展成为表示否定的not。英语not的词义经历了由点头“是”向相反词义“否”的转变。由于英国人的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诺字的意思在英语中有诸多表达方式和转变。诺no作为“不”,在古挪威语、古弗里斯语、古高地德语、俄语中转变为ne,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仍为no。 诺no还影响到诺亚方舟以后的诺亚文化。诺no的发音传播到西土后的诺亚文化中...全文>>

杜钢建2019-07-17 阅读(485)

5G鸿蒙时代,论鸿钧老祖文化的战略意义

【内容摘要】5G时代,万物互联,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来自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人民历来倡导“天下一家,世界大同”,那么天下一家的“一”又源自何处?世界大同的文化基因又“同”于何点?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作者根据自己历时十年的探索与阐发研究,提出了中国鸿钧老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建设意见,及其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国际战略意义。旨在弘扬中华根祖文化和敬天法祖的民族信仰,增强民族凝聚力,积极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关键词】鸿钧老祖创世神话根祖文化命运共同体话语权 华为秀出风雨欺,鸿蒙雄起天穹低。日前中美贸易战正酣,针对美国的霸凌,媒体曝出中国华为团队开发了自主产权操作系统“鸿蒙”,同时华为公司注册了整本《山海经》里的神兽名称。消息一出,世界哗然。中国的上古神话,是专属于中国人的终极浪漫和精神支柱。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突飞猛进,必然推动社会人文与生命科学的发展。5G时代,注定是属于中国人的鸿蒙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上古时期的鸿蒙时代,是创世纪的造世时代,是属于创世祖神鸿钧老祖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神话世界。晋代著名方士张华曰:“鸿钧陶万类,大块秉群生。”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夫鸿钧之世,何物不乐?”在华夏民族的中原大地上,自古流传着民谣:“先有鸿钧后有天,弟子盘古初开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同时,中国民间一直也流行着诸多带“鸿”字的吉祥祝福词语,如鸿运当头、鸿福齐天、鸿福高照、鸿鹄之志等等,这些皆是缘起于鸿蒙时代和创世祖神鸿钧老祖的恩典文化基因。本文作者率领团队历时十年对鸿钧老祖文化进行研究、论证和深度挖掘,现就5G鸿蒙时代和量子物理科学技术背景下,中国鸿钧老祖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及其国际战略意义作一探讨性论述,旨在弘扬中华根祖文化和敬天法祖的民族信仰,增强民族凝聚力,并为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尽绵薄之力。 一、《天问》之问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古圣屈原发出了《天问》,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我从哪里来?这一关乎人类生命之根之本之源的创世祖神文化的研究与阐发,尚且未正式揭开面纱。在此,我们亦发出几点如《天问》般的考问:1.中华民族一家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心灵,这个“一”是谁?如果不能确定这个“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大同的愿景,从何谈起?十四亿人十四亿个梦,“中国梦”是谁的梦?“民族魂”是谁的魂?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我们不能理清和确认中华民族基因中“道生一”的创世文化源头,中华民族文化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文化建设岂不都成了沙滩堆城堡,岌岌可危矣?!2.国家规定清明节放假,鼓励老百姓祭祖,认祖归宗,祖宗何在?我们的生命如何真正承接到最高祖神的爱和智慧?如果普通人的灵魂不灭,列祖列宗是否与我们同在?最高老祖宗的圣灵是不是活着的?(注:量子物理学的量子纠缠理论与实验,已经证实神灵的存在。详情收看腾讯视频:李敖开天眼,访台大校长李嗣涔https://v.qq.com/x/page/n0352pflypp.html)中国政府或民间每年都为伏羲、轩辕、妈祖等文明始祖举行大型祭祖活动,然而,伏羲、轩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其生命和灵魂的始祖又是谁呢?为何我们不与生命灵魂的始祖连接?为何中国人对生命始祖不举行祭祀活动呢?假如说伏羲和轩辕等文明始祖的圣灵都是有感应的存在着,那么我们至高无上的创世老祖宗是不是更加有感应的存在着呢?是谁让我们忘记了最高老祖宗呢?难道人类没有共同的老祖宗么?如果我们不确立最高老祖宗,人类心灵怎能归于一处?又何谈世界大同呢?中华孝道文化的传承岂不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又何谈民族信仰和民族凝聚力?又怎能做到“让全中国人都有灵魂的归属地”呢?3.中华五千年文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发展到今天,经济超级繁荣,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而且实现了飞天,进入到5G通讯、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然而,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千古迷思,为何还不能正视和面对?是谁创造了我们?是谁创造了世界?关于创世祖和造世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否有属于自己民族的话语体系?4.中国的上古民谣、古今经典书籍、神魔小说、影视作品,还有民间方术实证,一直都在阐释着鸿钧老祖是人类最高祖宗,为何至今没有得以广泛的正视和尊崇呢?放眼全国,当下到处是大张旗鼓的烧香、拜佛、修庙、建祠、塑偶像、皈依三宝等等,更有来自西方的教会堂遍布全国城乡角落。然而,为何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记载着的、民间一直传说的创世祖神鸿钧老祖文化,竟然一直没有得以弘扬和阐发呢?5.西方世界,尤以美国政客为主,一直以中国人不尊崇创世祖神、没有根祖文化和灵魂信仰为借口,认为中国是不被上帝祝福的国度。由此,他们一直在国际领域里把中国人妖魔化,肆意遏制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拓展,极力阻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然而,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中国是没有根祖文化和创世祖神信仰与尊崇的民族么?眼下,随着5G万物互联、全世界大融合时代的到来,东方睡狮醒来、神州大地上的老祖神亮剑并高举旗帜引领全人类走向“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时空点是否也到了呢? 二、认祖归宗,正本清源 习主席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全面恢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恢复信仰,让全中国人都有灵魂的归属地。认祖归宗、光宗耀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敬天法祖保民”是中国儒家周礼的核心信仰和高度概括。天就是天道、天神、创世祖神\上帝;祖就是宗庙的祖先神。《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左传》:国之大事,在祀和戎。敬天祭祖为先,而后才是军队。习主席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身份与象征,是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唯一标志。当下,全国各地都在争抢文化的话语权,探讨中华文化在国际上话语权的提升之道,最核心的是要形成一套可通约的本民族的话语体系。话语的民族特色、话语的可信度、话语的通俗性等都是提升话语权的着力点。中华民族认祖归宗,中华文化才能正本清源。神话是文化整体的的根,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源头。古希腊神话和圣经神话缔造了西方的文明,中国古老神话是中华民族创世记录,也是诸子百家思想和华夏文明之源。如今,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盘古文化、伏羲文化、轩辕文化和老子、孔子等古圣先贤文化的研究与阐发,已经由各地的民间活动上升到地方政府行为,乃至上升到国家层面,尤其是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和每年的伏羲祭祀大典,盛况空前;“中国观音文化研讨会”在河南省平顶山每年举办。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上古神话中,创世祖神鸿钧老祖的文化研究尚且未见启动,这应当是我辈同仁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鸿钧老祖是人类最高老祖宗源流考安徽岱鳌山生态文化研究院创始人魏秀月女士率领团队,历时十年探索研究和深度挖掘,发现鸿钧老祖创世神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不仅流传在民谣里,也活跃在一些民间寺庙和各地的民俗文化艺术中,更见于诸多的中国古今典籍、神魔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并被部分道教门派和佛教人士所尊崇。1、民谣民谚中的鸿钧老祖中国民间自古流传歌谣:“先有鸿钧后有天,弟子盘古初开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同时,民间一直也流行着诸多带“鸿”字的吉祥祝福词语,如鸿运当头、大鸿运、鸿福齐天、鸿福高照、鸿鹄之志、鸿雁传书等等,这些皆是缘起于鸿蒙时代和创世祖神鸿钧老祖的恩典文化基因。2、典籍中的鸿钧老祖在中华古典书籍中,鸿钧老祖是人类至高无上的老祖宗,是创世和造世之祖神,是开天辟地的盘古的师傅,也是太上老君的祖师,是人类的元神始祖,是众神万仙之祖。1)东周《庄子·庚桑楚》有“天钧”一词,《寓言篇》复有“天均”一词。《天地篇》曰:“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天均”指一种支配天地变化的神秘力量。明朝道教内丹派东派的创始人陆西星《南华副墨》卷6《释庚桑楚》中认为天钧即鸿钧。在一些典籍中,鸿钧,也指天、道或大自然。《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三·周朝飨乐章》:“鸿钧广运,嘉节良辰。”唐朝杜甫诗《上韦左相二十韵》曰:“一气转鸿钧。”元代吴澄《咏雪》:“腊转鸿钧岁已残,东风剪水下天坛。”明代张居正《贺元旦表三》:“岁月更新于凤历,气机初转于鸿钧。“明代陈昌言在蓬莱阁飞鸿阁题:“飞阁帘开,春风无限潇湘意;鸿钧转运,恩波应许洞庭归。”郭沫若《湖心亭》:“明年鸿钧运转,四十六岁交大运。”2)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夫鸿钧之世,何物不乐?”鸿钧之世是天下太平,大道之世。3)西晋著名方士张华《答何劭二首》曰:“鸿钧陶万类,大块禀群生。”意思是天地万物都是由鸿钧老祖造化的。4)南宋《玉清经》指出,天地间最早的神即是鸿钧老祖,鸿钧老祖生于太元之先,虽然天地沦坏,但老祖之体常存不灭,每逢天地初开就会开劫度人。5)明代洪荒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鸿钧老祖创世,一气化三清。按封神演义中的说法鸿钧老祖收三大弟子(其中之一是太上老君),设三教,收尽三界神怪,扶助武王,重整人间秩序,设封神榜,初步设立神界秩序。6)《佛本是道》等现代神魔小说,也都是将鸿钧老祖设定为最高创世祖神。《佛本是道》是天纵奇才周青横空出世的奇书,集《封神演义》、《西游记》、《山海经》、《白蛇传》、《蜀山传》为一体,融合西方血族传说,再造一部当代玄幻体的“封神演义”。该书也是将鸿钧老祖定位为创世之祖。描述世界本是一个混沌(鸿蒙时代),无天地,无生灵,无善恶美丑,无恩怨纠葛,无始无终,为圆满。不知何时,这片混沌中孕育着的无穷的灵气,在无穷的变化中孕育出强大的生灵,大道显化鸿钧开讲,说开天辟地。此点与《圣经.创世纪》相应,由此也可以将“鸿钧老祖”视为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上帝”。3、《道德经》与宗教里的鸿钧老祖《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老子讲的这些内容,都在揭示着大道创世之祖神的真实存在。中国道教里,鸿钧老祖是三清教的教祖。在中国的部分道教中,承认鸿钧老祖为大道之显化实体,道名元阳上帝。台湾现在仍有不少信奉鸿钧老祖的道派,不仅有鸿钧老祖庙,并有专属法决、科仪、炼度、奏告等等涉及内密颇多,由鸿钧法师所秘传。台湾新北市五龙宫主祀鸿钧老祖。目前发现,中国大陆不仅安徽桐城-岱鳌山一带鸿钧老祖文化兴盛,中原的河南省和山西省、东北三省、海南省、昆仑山地区,都有主祀鸿钧老祖的庙宇。如山西绵山群贤殿、辽宁本溪紫霄宫、河南新郑始祖山鸿钧老祖殿(如图示)。不仅道教信奉,有些佛教寺庙也有供奉鸿钧老祖塑像的。少量的佛教经书也有记载鸿钧老祖是最高祖宗。 4、当代奇书《东方经》里的鸿钧老祖当下民间盛传的1997年发现的伏藏经典《东方经》,多处提到鸿钧老祖是最高祖宗。《东方经-第一部第三卷-仙品》:日月之气加地气,三位一体就出仙。神仙要把法术炼,道门大法得真传。鸿钧老祖是祖宗,太上老君来实现。《东方经-第一部第三卷-佛品》:与生俱成就是佛,宇宙不分混沌初。原始信息组密码,大道天成出鸿都。佛性就是宇宙性,如来方法在本初。《东方经-第二部第一卷-鸿都品》:虚无缥渺是鸿都,鸿都本是神仙住。鸿都设在人世上,深山老林没有路。凡人难把神仙见,就是脚下无功夫。鸿都没有大建筑,都是破庙和茅屋。《东方经-第四部第三卷-道缘品》:鸿钧老祖灵气大,太上老君传世间。太上老君住人间,处处在把弟子点。有朝一日把面见,才知神仙不虚传。天仙也到人世间,投胎转世把身现。人间来把大事做,明里暗里作修炼。鸿钧老祖结佛缘,道门也向佛门转。万劫不坏金身体,只有佛才能实现。道门神仙都在变,东方经典念得欢。鸿钧老祖作指引...全文>>

魏秀月2019-06-30 阅读(331)

杜钢建:大卫王是周武王,以色列人源于川蜀

我在大同思想网上专门发表过文章“希腊人和希伯来人都源于中国”,论述以色列人的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2013年6月26日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先生在湖南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进行了一场关于“以色列科技、文化和教育的简介”的讲座。我当时作为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主持讲座。期间我告诉马腾先生到湖南开讲座意义重大。以色列人的祖先是源于大湘西地区的后稷,大卫王是西周的周武王。我作为张家界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和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于2017年在张家界组织了“张家界文化与西周历史”研讨会。我在会议上演讲的主题是“圣经人物与西周历史”。大卫王是我在《圣经人物与中国历史》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人物之一。《圣经》中所记载的大卫王是何许人?大卫王就是西周国西伯中推翻商朝政权的周武王。一、大卫王和周武王的名字均为“发”大卫王是周武王,继承了西周国的西伯王位。早在大卫王即周武王以前,西周国的西伯国王同时也是埃及法老,统治西土的诸多地方。周武王即大卫王的法老名称如同历史上的多位法老一样,不忘西土人的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自古以来,西周古国的王族姬周或周氏一直是埃及主要王朝中的王族,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主要王族。为了不忘西土周氏和其他西伯人来自东方大湘西地区的祖源,王室内部有严格的祖法规定,取名时一定要有蜀名。所谓蜀名就是纪念祖先源于蜀地,大家是从蜀地迁徙到西土的。以色列和埃及法老王室取名的祖法规定是从允格即雅各先祖时期开始的。《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十二部族源于大湘西地区的允格十二子的后裔。在埃及王族的法老五大名字中蜀名不可缺少。大卫王的名字中也有蜀名。埃及法老的五大名字分别是蜀名、纳西地母名、金蜀名、王名和乳名。一般历史书将前三个名字分别称为荷鲁斯名、纳比提名和金荷鲁斯名。实际上,埃及法老的前三个名字是按照祖先从大西南地区的蜀地迁徙到云南和川藏一带的纳西地母地区,再到古金州国(今中印边境地区)的顺序取名的。古人通过印度地区到达波斯湾和红海地区落户。西周历代西伯亦即埃及法老的取名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祖法习惯取名的。大卫王即周武王的取名也不另外。大卫王的名字为Pa-djuat-kha-en-nuit。在大卫王的名字中,第一个名字是蜀名Pa,也就是一般史家所知周武王的名字“发”。《史记》记载:“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司马迁虽然按照当时史家的一般说法记载武王发为太子,但是内心深处是不认可武王发为太子的。司马迁同时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司马迁为什么说武王“自称太子发”?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文王的长子是被纣王杀害的伯邑考。长子伯邑考为太子的王室内部规定应该为大家所共识。周文王死后,武王伐纣是借助文王的权威进行的。武王车载文王木主,“自称太子发”,司马迁采用的这种特殊表述着实为后人考证该段历史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所谓“自称太子发”表明周文王生前没有指定武王为太子。所谓“自称太子发”还有可能是武王不仅自称太子,而且自称发。“发”这一法老的蜀名也许本来不是武王的,而是伯邑考或者其他人的。关于武王自称太子发的问题,还涉及内外称呼的问题。《尚书》中《武成》记载,武王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正义曰:自称“有道”者,圣人至公,为民除害,以纣无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饰以谦辞也。称“曾孙”者,《曲礼》说诸侯自称之辞云:“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哀二年《左传》蒯聩祷祖亦自称曾孙,皆是言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武王自称“有道曾孙周王发”或者“太子发”,从内外别称看,也是可以说得通的。不管怎样,大卫王即周武王的蜀名已经被历史著作广泛确认为“发”。这里之所以强调武王自称太子发的问题,是有缘由的。其实武王不是文王的儿子。武王是文王的女婿。武王称文王为父,文王称武王为儿,是基于文王将女儿嫁给了武王。大卫王即周武王的蜀名名字为Pa即发,可能源于大湘西地区古代诸多民族特别是白族对国王或酋长的称呼即法老。Pa的埃及语发音原型是per-aa。古代大湘西地区法老一词的发音在《圣经》中为Pharao。Pharao也是埃及国王的普遍称呼。法老一词表明埃及和以色列王室即西周王室没有忘记其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如今在大湘西地区的一些民族特别是白族中,长老领袖或酋长依然可以称为法老。法老在商朝的宪法地位是公爵。埃及在商朝时期被授为公爵国。埃及法老也是大公。大公最初的意思即公爵,相当于三公地位。埃及法老被中国商朝封为公爵的法老中,有的是西周国的公爵。西周国在不同时期的地位有所不同。有的时候是伯爵国,有的时候是公爵国。西伯中有的人物上升为公爵。大公就是法老。在西周历史上的后稷是帝王级法老,不窋以后,公刘是公爵法老,公非、公祖等均为公爵法老。在商朝周国历史上,并非所有周王称公,有的称伯。《尚书》正义曰:《本纪》云,公刘之后有公非、公祖之类,知“公”是爵。殷时未讳,故称刘名。先公多矣,独三人称“公”,当时之意耳。公爵在埃及语法老名字的译文中为阿蒙或阿门或阿孟,如西阿蒙、阿门-内斯巴内布杰德、阿孟内摩佩特等。二、大卫王和周武王均看重“启明星”大卫王和周武王的纳西地母名字与星座有关。大卫王的星座名称是djuat星。显然,大卫王的星座名称与启明星有关。在不同时期的启明星可以指许多不同的星星。西方金星通常可以认为是西周历代西伯看重的星座。djuat星应该属于给西周西伯带来福气的星座。大卫王即周武王对上帝的启示和星座的信息是非常相信的。周武王曾经梦见上帝告诉他给儿子取名要重视参星的作用。周武王的儿子唐叔在母亲肚里还没有出生期间,武王梦见上帝告诉自己:“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上帝说该子名虞,上帝将会把唐国交给他,虞的星座是参星。于是出生后,名之曰虞。武王死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后来叔虞子燮为晋侯。故晋人认为参为晋星。参星是天狼星座腰带三星。周武王梦见上帝为儿子取名的故事与《圣经》中上帝的诸多启示极为相似。参星是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的星座。那么,大卫王即周武王的星座为哪个星座?这是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的课题。帝喾的儿子实沈所迁大夏的对应星座即为参星。《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这里的台骀也是以色列的祖先有骀氏家族的。大卫王即周武王出兵灭商前高度重视天文星象的信息。东汉桓谭《新论》曰:“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毕三年之丧,欲卒父业。升舟而得鱼,则地应也。奄祭降乌,天应也。二年,闻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少师抱乐器奔周。甲子,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甲子日月连璧、五星连珠的星象是非常特殊的星象。对于周武王来说,此星象正是攻击纣王的大好时机。武王伐殷要祭拜毕星。《史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毕是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尚书》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除了毕星以外,周武王伐殷的具体时间还要根据天鼋星象做出决策。武王伐殷的星象可以分为几个层面。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西周西伯人和以色列人的祖先黄帝姬氏出自天鼋。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星。颛顼所建历法,帝喾受之。历法建木天鼋为周国皇妣大姜之侄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武王伐殷的星象中岁之所在,正好是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恰逢辰马农祥,表明西周太祖后稷所经纬的范围。武王欲合此五位三所而用之。从天文图看,自鹑火及天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数合声和,然后可同。此为武王伐殷的利好天象。周诗有《支》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此诗为武王克殷时所作。此为饫歌,名之曰‘支’。所谓饫歌,礼之立成者为饫,歌乃昭明大节而已。此歌警告后人要服从天命。天所成之,不可坏之;天所毁之,不可助之。教民警戒,顺应天道。重视星象所反应的天道信息的变化,这是大卫王和周武王的共同特征。三、大卫王和周武王均为“西伯”大卫王的名字中表明,大卫王是西伯的继承人。在埃及象形文字中,djuat星的发音是西伯Seba。Seba在希伯来语中为sheba。周武王继承西伯的王位,起初也应该是西伯爵位。《周本纪》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是在文王死后称王的。古周国到武王时期开始统一世界,成为当时世界联合国的宗主国。大卫王也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并且东征西伐统一世界。古周的国名源于周伯星。周伯星曾经是有利于西周西伯的启明星。在大卫王即周武王时期,给西周西伯可以带来福报的星座可以是金星,也可以是周伯星。具体要看大卫王即周武王自己的认可以及西周巫师天文学家的判断。大卫王即周武王的星座与西周西伯的星座应该是一致的,因为大卫王即周武王要统一天下,应当以祖先的星座为标准进行预测占卜。我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中指出,西周先祖后稷等是从大湘西地区走出去的。后稷的母亲姜原在洞庭湖附近生后稷,后稷起先在今湖南益阳澧水平原一带从事农业耕种。周文王和周武王均在今张家界崇山地区的熊馆大学拜鬻子为师,培养推翻商朝政权的军政人才。因此,大卫王即周武王的祖先星座应该是大湘西地区包括荆楚地区对应星座的周伯星。《晋书·天文志中》记载:“瑞星:二曰周伯星。黄色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一:“景德三年,有巨星见於天氐之西,光芒如金圆,无有识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周伯。语曰:其色金黄,其光煌煌,所见之国,大平而昌。’”《宋史·天文志五》记载:“客星有五……周伯,大而黄,煌煌然,所见之国,兵丧,饥馑,民庶流亡。”陈继儒《偃曝谈馀》卷上引明桑悦《客星亭记》:“客星有曰周伯……凡有所犯,无不菑凶。”周武王伐纣时关注的星象信息应该包括周伯星的信息。周伯或西伯与以色列的历史渊源决定大卫王和周武王都是周伯或西伯的继承者。从大卫王和周武王都是均为“西伯”的继承者来看,二者作为士师时代结束后的同时代人物应该是同一人物。四、大卫王和周武王均与酒神杜伯有关大卫名字中的Seba西伯在希伯来语中为sheba。希伯来语sheba一词也与酒有关,可以表示喝酒、醉酒等。西方学者往往不明白为什么西伯Seba或sheba一词会与酒有关。西方学者推测西伯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或者酒神巴克斯有关。这些推测和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只有认识杜伯与西伯的关系,才能知道为什么西伯与酒神有关。酒神狄奥尼索斯或者酒神巴克斯都是酒神杜伯。在一些方言中,“伯”也发音巴克斯,即酒伯。酒伯负责酒官事务。西周包括埃及的酒伯就是西周的杜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发音由“杜”音而来。Dion音变为Dium,Dium音变为Dhu,反之,亦然。杜的发音在有的方言中发音狄,如迪多斯Didos在阿拉伯语中音变也为Dudaniyya。上古杜的发音也接近今音“左”。因此,有的翻译著作也将杜Dhu翻译成左。《世本》云,仪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仪狄造酒即司仪狄造酒,也是司仪杜造酒。酒神杜伯为西伯时,西伯Seba或sheba就具有与喝酒、醉酒、酗酒、酒神、酒徒等词义相似的意思。武王继承西伯王位后,一直高度重视酒官这一职务,甚至在战场上都不忘敬酒的作用。史书记载,武王伐纣第二天,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集解】:周礼曰:“司烜氏以鉴取明水於月。”郑玄曰:“鉴,镜属也。取月之水,欲得阴阳之絜气。陈明水以为玄酒。”向神明奉玄酒。根据周礼的规定,朝廷诸多事项都离不开用酒。故周公作《酒诰》以警示诸人规范用酒。酒文化成为西周以来延绵不断的中华产品文化的一大亮点。世界酒文化的源头在大湘西地区的酉水流域。黄帝时期的酒官杜康在酉水流域造酒后形成杜伯制度延续不断。大卫王即周武王是西周杜伯的后裔和传人。五、大卫王和周武王均为“太誓”从大卫和武王的词义看,二者都有宣誓、太誓、大誓之意。大卫的希...全文>>

杜钢建2019-06-04 阅读(517)

杜钢建:亚历山大大帝姓“杜”,其祖先源于大湘西

亚历山大大帝是西周杜伯后裔,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杜钢建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历史真相,在过去几百年,东西方学者中已经有人不断提出各种疑惑。批评希腊和罗马伪史的东西方学者普遍没有认识到西周国对希腊和罗马的统治历史。希腊和罗马都是西周国的殖民地这一历史真相,至今还没有被揭示。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作用之所以会被放大,除了伪史作者的主观意图以外,在客观上,与出自西周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东西征战有关。亚历山大大帝是何许人?亚历山大大帝是西周杜伯的后裔,其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一、亚历山大家族的祖先源于大湘西地区关于亚历山大的家谱世系有两种说法。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亚历山大的祖先是泰门努斯的后裔。泰门努斯的后裔三兄弟伽乌安涅斯、爱罗普斯和柏狄卡斯从阿尔戈斯到伊利里亚,再到列拜亚,最后逐步征服马其顿全境。从泰门努斯——柏狄卡斯——阿盖乌斯——腓力——爱罗普斯——阿尔凯塔斯——阿明塔斯——亚历山大一世的谱系看,该谱系由亚历山大一世起将祖先追溯到伯罗奔尼撒的阿尔戈斯Argos的赫拉克勒斯族裔。其实马其顿王族在历史上都属于阿尔哥代Argedae族,不是阿尔戈斯Argos人。Argedae与Argos名字相似,亚历山大一世希望与英雄世家附会在一起。亚历山大一世当年想参加奥林匹亚竞技比赛时,希腊人不许他这个异族人参加。于是亚历山大证明说自己的远祖是希腊人。其实,从远祖的溯源来看,Argedae族与Argos族在族源上都源于大湘西地区的赤乌族。赤乌族人到达后来称作波斯和阿拉伯的地区,继而进入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罗马地区。我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中指出,阿尔人均出自今湘西武陵山脉地区的赤乌族。阿尔戈斯Argos城是源于大湘西地区的方人房人防人等后裔的巴勒斯基人建立的。巴勒斯基人在建立雅典、科林斯、阿尔戈斯、拉科尼亚、麦西尼亚和马其顿首都色萨利等城市以前,先到达阿拉伯半岛,再进入地中海沿岸。巴勒斯基人早期与黄帝时期的衣官大臣胡曹和酒官大臣杜康的后裔、炎帝柱稷官和帝喾儿子后稷的后裔等在不同时期逐步从大湘西地区迁徙到印度哈拉巴地区再到阿拉伯埃及地区以及两河流域。黄帝时期酒官杜康与周朝先祖后稷等人的后裔世袭伯爵爵位。杜伯国与西伯国在夏商周时期一直相互依存。在夏朝太康失国以后,杜伯国与西伯国在阿拉伯地区长期存在。如果将亚历山大的家族谱系附会到阿尔戈斯Argos的赫拉克勒斯族裔,该族裔出自杜伯国与西伯国所管辖的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关于亚历山大家族的谱系,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录比较全面和系统。根据古代阿拉伯作家马苏第等人的记载,亚历山大家族出自杜伯国与西伯国的杜伯后裔。杜伯国与西伯国早期是两个不同的方国,其祖先谱系都可以追溯到6000年以前的黄帝朝。在夏朝太康失国以后,一部分杜伯族人和西伯族人从大湘西地区一起到达阿拉伯半岛。起先杜伯国与西伯国分别分布在阿拉伯地区的东西两侧。后来,西周国逐渐强大,杜伯人与西伯人联合形成西土最强大的王朝,统治埃及和地中海周围地区和国家。也门曾经成为西周西伯和杜伯王朝的重要都城。出身于西周也门的历史人物影响到伊拉克、叙利亚、希兰、波斯、马其顿、希腊、罗马、阿拉伯等王朝的历史发展。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出身于西周也门的杜伯族人的后裔。杜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引述各种方言称Tubha、Thubal、Tubal、Tubil、tubba等。在也门历代国王中,有的国王拥有“杜伯”的尊号,有的国王没有拥有“杜伯”的尊号。只有那些统治希赫尔Shihr和哈德拉茅Hadramawt地区的国王才能拥有杜伯的尊号。统治辖区没有覆盖希赫尔Shihr和哈德拉茅Hadramawt地区的国王只能称为“迈利克”,不得拥有杜伯的专有称号。亚历山大家族的祖先来自杜伯后裔。亚历山大大帝的阿拉伯名称是杜-盖男,也译为杜-盖尔奈因。二、亚历山大祖先杜伯的杜氏谱系亚历山大祖先杜伯的历史需要追溯杜氏谱系。杜氏最早产生于炎黄时期。黄帝大臣杜作乘马。此支杜氏可能是黄帝后裔,也可能是炎帝后裔。尧舜禹时期杜氏聚集地为侯国,代表人物是禹王的七大臣之一杜子业。夏朝初期杜氏代表人物是担任司马官职的相土,也作相杜。该支杜氏是帝喾及其子契的后裔,契为殷祖。夏朝前期杜氏代表人物有杜康和杜杼,杜康造酒,杜杼造醋。该支杜氏是帝颛顼及其孙帝禹的后裔。夏朝后期杜氏代表人物是帝孔甲时跟董氏学养龙的御龙氏刘累。刘累的祖先是尧舜时期的陶唐氏。刘累的后裔在周朝改姓杜。该支杜氏与刘氏在夏商周三代族谱基本上一致,并构成当今杜氏的主体。所以一般的说法是杜氏在尧舜时期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该支杜氏是帝喾及其子帝尧的后裔。商朝杜氏代表人物有杜元铣,被暴君纣王所杀。商朝杜氏中有一支是豨韦屏蓬之子杜萧燕的后裔。该支杜氏也是陶唐氏的后裔。南方杜氏中,蜀国杜氏和楚国杜氏都是陆终的后裔。杜氏在黄帝时就已经产生。黄帝时制造的马车也是杜氏发明的。《荀子》及《吕氏春秋》皆云“杜作乘马”。与黄帝同时之杜氏至少起源末代神农炎帝时期。《吕氏春秋》又云“乘雅作驾”。杜作乘马后,乘雅造小车之軏,辕端上曲钩衡以驾马。在古代,司马官与司车官都属于专业技术的官职,一般都是世代祖传。《淮南子》云,奚仲尧时为车正。《左传》注,奚仲为夏掌车服大夫。奚仲官差至夏成定制。从黄帝时杜作乘马,至禹王时相土四马驾车,再至夏朝置司马官职,马之于上古极为重要。司马官职起源于杜氏。《尚书》疏引王肃云,相土在夏为司马之职,掌征伐。相土发明四马驾车,提高了马车的运输能力和作战能力。齐诗作“自杜沮漆”,韩诗作“彻彼桑杜”,讲的都是上古杜氏。夏朝杜氏有一支源于相土即相杜。杜作乘马之杜氏的司马一职,到相土时由相土负责担任。相土在夏为司马之职。杨倞荀子注以及郑康成《周礼·校人注》的说法是相土作乘马。从黄帝时杜作乘马,到夏朝时相土作乘马,一直到商朝时的相土,都与杜氏有关。杨倞引作世本文,《纪年》云“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而《玉篇》云“黄帝臣相乘马,以相为黄帝臣”。商侯相土应当是契之孙、昭明之子相土的后裔。契之孙、昭明之子相土是夏朝初期的人物。相土也作相杜,古代“土”与“杜”相通。宋衷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春秋左氏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商朝杜氏集中居住在商丘。夏朝相土与商候相土都是司马之职,都是杜氏的一支。黄帝与夏商相土的杜氏一支的世系关系在于: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高辛(案高辛正义引作帝喾)、高辛生契(契为殷祖)、契生昭明、昭命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国、根国生冥、冥生核、核生微、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汤、帝成汤生帝外丙帝仲壬、帝成汤太子太丁生帝太甲、帝太甲生帝沃丁帝太庚、帝太庚生帝小甲帝雍己帝太戊、生帝仲丁帝外壬帝河亶甲、生帝祖辛帝沃甲、帝祖辛生帝祖丁,帝沃甲生帝南庚、帝祖丁生帝阳甲帝盘庚帝小辛帝小乙、帝小乙生帝武丁、帝武丁生帝祖庚帝祖甲、帝祖甲生帝祖辛帝祖丁、帝庚丁生帝武乙、帝武乙生帝太丁、帝太丁生帝乙、帝乙生帝辛(纣)。商朝开国帝王成汤源于夏朝时期的杜氏,帝成汤的父亲是夏朝的主癸,主癸生成汤,主癸以上可以追溯到相土杜氏。成汤开创商朝,杜氏在商朝也是显赫家族。杜伯人和西伯人在商朝均属于伯国。亚历山大家族的祖先在先商和商朝时期也属于相土杜氏。历史上杜氏留下完整姓名的最早人物应当是禹王的大臣中七大夫之一的杜子业。根据《鬻子》的说法,在禹王的七大夫中,杜子业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皋陶。可见,杜子业在当时地位重要,声名显赫。鬻子,芈姓,名熊,是陆终第六子季连的后裔。鬻熊九十岁拜见周文王,文王把他当作老师。后来周武王和周成王也都拜他为师。鬻子归附周文王,被封在楚,乃楚人始祖。后人从《鬻子》一书得知禹王有七大夫辅佐。根据《鬻子》的记载,禹治天下时,得皋陶,得杜子业,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宁,得然子堪,得轻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鬻子》“上禹政第六”篇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道鼓、义钟、事铎、忧磬、讼鼗之五声是禹王招揽天下贤才的方式之一。五声听制是禹王在今张家界崇山开启夏朝的重要宪法制度和宪政制度。五声听制不仅有利于招揽天下贤士,而且有利于及时处理百姓上访的冤假错案。五声听制与今人将百姓上访视为违法行为的制度有天壤之别。在五声听制的民主宽容的环境中,杜子业能够在众多贤才中脱颖而出,其道行非同一般。杜氏后人应当感谢《鬻子》将杜氏祖先杜子业留名于世。鬻子是将黄帝之道传至后世的周朝初年的重要历史人物。《鬻子》“汤政天下至纣第七”篇云:“汤之治天下也,得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鬻子》“道符五帝三王传政甲第五”云:“夫国者、卿相世贤者有之,有国无国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谋,而知所避。发教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根据鬻子的记载,黄帝之道从先商时期传至相土的后裔商汤时得到进一步弘扬,其主要原因是采用民主宽容的纳贤制度。夏朝土方应当是相土的封地。土方也可以称为杜方。在甲骨文中土与杜互通,杜与雅互通,雅与夏互通。杜方土方是夏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朝杜氏一支以土方杜伯为代表。土方杜伯的后裔有一支融入鲜卑族,后来形成鲜卑拓跋氏。从拓跋氏中又产生秃发氏。拓跋和秃发的发音都是杜伯。拓跋氏和秃发氏因为与室韦氏是同族,在语言上同属于蒙古语族。商朝后期杜氏名人有杜元铣。杜元铣仕商,三世老臣,司天监太师(执掌司天台首官),因劝谏纣王,被处以枭首之刑。据安徽金寨县桃岭乡杜家高山的宗谱记载,在杜伯之前有四世。一世杜元铣,二世杜奇,三世杜元、杜丙、杜仲,四世杜恭。商末周初的杜氏传承资料罕见,金寨县桃岭乡杜氏宗谱的记载值得重视。杜氏一支也源于尧舜时期唐国和杜国,历经夏商周,后来唐杜合国,也称唐杜氏。周朝杜国有许多不同支系的杜氏人家。禹王时期的杜子业后裔,经夏商周三代,始终与杜国相伴。在夏商周三代都有杜国杜氏的传人。杜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这是一般性的概论。其实,禹王时期杜子业开启夏朝杜氏以后,商朝的豕韦屏蓬再次开启杜氏。从商王武丁时期(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59年)开始,豕韦永新次子豕韦屏蓬徙居杜邑,开启了商朝杜氏。豕韦屏蓬公屡谏兄曀公陈善,而兄不听,其弟寿麻谋曰:兄恬过不恮,他日必亡其身,河之西有杜邑,可以居而避祸。及其徙居杜邑,去豕韦之氏,以杜为氏,娶杞氏,生子杜萧燕(陶唐氏后裔杜起姓)。杜萧燕生子杜巨阳。杜巨阳生子杜彬。杜彬公生子杜焕范。杜焕范生子杜概。杜概生子虞曹。虞曹生子唐迪毅。唐迪毅生子唐益明。周朝杜氏在周成王姬诵时期灭唐国,将唐人徙杜国,自杜伯作起八世为候,三世为伯。唐益明生子杜伯作。杜伯作生子杜盘若。杜盘若生子杜雪车。杜雪车生子杜琼章,杜琼章生子杜经牧。杜经牧生子杜高平。杜高平生子杜定卿。杜定卿生子杜晋城。杜晋城生子杜因周(一世杜伯)。杜因周生子杜梁(二世杜伯)。杜梁生子杜桓(三世杜伯)杜叔杜季。杜季生子杜正。杜正生子杜原。杜原生子隰叔。隰叔生子士蒍。士蒍生子士榖。士谷生子随仲随季(士会)。随仲生子刘随,随季生子士燮。...全文>>

杜钢建2019-05-25 阅读(746)

路生:古代中国有白人很正常,没有白人才不正常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18年底公布,科研人员发现了迄今青藏高原最早、世界范围内最高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可以证明人类祖先至少在3万年前就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这一研究刷新了学术界对古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识,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当年12月30日予以在线发表。这一发现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它说明我们的先民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严酷生存环境的挑战与适应能力,是我们的骄傲与荣光,更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参考与借鉴的价值。过去,我们说,在青藏高原,5000年或者更远一点是没有人类生存的,现在看来,这一论调是被推翻了,是错误的。据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高星介绍,发现的这处名为尼阿底的遗址位于藏北那曲错鄂湖畔,海拔4600米,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也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虽然风化剥蚀严重,但人类活动的证据难以在地层堆积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我们想就这一发现,结合我们在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的考察,谈谈我们对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认知和看法。一、中原仰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不存在对立问题按照人类分布起源的大洪水传说,在很多的史籍里,我们这个民族是从帕米尔高原来的。一路走走停停,给先民们提供路标的是我们今天说的昆仑山与祁连山,因此,在塔里木盆地与河西走廊平原都有我们最早的足迹,一部分有留一部分人走,最终走到了黄河流域,并在那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明。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最初,安特生将仰韶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始祖。后来,在某些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下,他接受了“仰韶文化西来”的说法,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寻找相关的证据。这就有了我们今天说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100年。其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4年,安特生发现了这处远古文化遗址,被定名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期,在当地发掘了大量的上古时代代表华夏文化的彩陶器皿。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视为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而把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称为甘肃仰韶文化,认为二者虽有早晚之别,但主要还是地方性的差别,甚至是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有些人为了强调二者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连“甘肃仰韶文化”一名都难以接受,主张改用夏鼐同志在四十年代用来专指马家窑类型的名称而称为马家窑文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仰韶文化是有着两种类型的,即中原仰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都是中国的文化,但是,一些人因为“中国文化西来说”就不愿意提甘肃仰韶文化这一概念了,就直接叫它是马家窑文化了。这背后的理论根据是“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而把甘肃仰韶文化叫做马家窑文化也是为了减少“西来说”与“本土说”的矛盾与对立。多少年来,这都是压在中国学者心头的一个沉重的“结”。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的考古发现对于重构中国史前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新的发现不仅让多数考古学家淡化了“中原中心”说,也使他们日益理解了华夏远古文明正是通过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互动才得以成长壮大的史实。结论最终形成是这样的:华夏远古文明的文化互动是从中国境内也就是中原地区开始,逐渐向外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新疆地区以西也就是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前,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就已经非常密切了。对于这一点,真的没有必要作出过多的解释,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人类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各大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而这也是始终伴随着人类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所以,就文化而言“西来说”与“本土说”不存在矛盾,中原仰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也不存在对立问题。二、古羌人是谁?西部牧羊人的集体称谓司马迁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大禹作为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历来被传颂,即在治理滔天洪水后又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史记》是我们的第一部通史,讲述了上至皇帝下至汉武帝之间3000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有些人读它的时候,其实是什么也看不懂,还很自以为是。比方说,我们新近发现的某种考古结果与《史记》的记载有出入,甚至完全不一样,这些人就会说司马迁是在家里想历史,胡说,很打脸,还一本正经的。我们要说的是,《史记》不仅写出了我们在那3000年的历史,而且写出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甚至还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认知准则与行为规范。大厦就在那里,基石稳固,一半间房屋的装修有些小毛病,就拿它来吹毛求疵,这是没有文化没有心胸的表现,很无聊,也很虚无,让人可笑。《史记》这段记载至少透露出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禹兴于西羌。也就是说夏是兴起于西北的,而且还有古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羌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历史的最早定义,而是《隋书》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即当时的人们把居住在西北地区一些山大沟深,分不清具体人种或者民族的人群,都统称为羌。所以,这个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人种或者民族,而是地域概念上的人群。想想,隋朝到了什么时候?但那时候的人还在这么划分着民族。不能说当时的这种划分简单粗暴,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这种地域的划分更贴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和民族融合的概念。应该相信,在古代,这应该是划分民族最好的一种手段,虽然近于无奈,但却充分尊重了地域及其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因此,我们今天就是不能以现代的习惯养成而衡量古代的事情了。现在回说羌。古羌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羌,它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代的考古证明,古羌人最早生活在羌塘地区,在随后的历史里,羌就发展成了对居住在中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有些像《隋书》中把那些识别不了的民族都称为羌的意思。大约东周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对于这次迁徙很多学者谈得最多的是东进,而鲜有涉及西迁,按照我们的先民3万年前就登上青藏高原的发现以及在远古的历史里把生活在西部人的牧羊人称为羌的说法,那么,这支人至少是有史以后,一直是以羌的身份在我们史典里存在的。我们现在做这样一设想,东进一部分在后来被融入了中原民族,而留下来的这一部分逼于战争的压力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只有向高寒的区域延伸,这就是我们说的西迁或者说是西移。但是,如果没有了战争的压力,西移的又怎么办呢?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即再回来,回到原来的那个住地。而这就有了历史上的羌人一次次走下高原,与中原王朝争夺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历史,汉朝是这样,唐朝也是这样。西汉时,面对这个事儿的是赵充国,东汉时是邓训;唐朝的时候这里安定了一阵子,但到了晚唐时,河西走廊与西域又一度落入土蕃王朝。除了在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羌人遗址、文物之外,最能说明这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可能要算“晋归义羌王”金印了,应是晋朝廷颁赐给归顺晋朝的羌王印绶。金印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金质,驼钮,正方形印面,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至少说明了羌人西汉时期与汉朝廷时战时和,最后接受朝廷管辖,为附汉的羌民。东汉时期以后,羌人势力变强。到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乘天下大乱,分起争雄,部分羌族首领依然认为晋朝是正统,归附晋朝。历史在这里成了金印的见证。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新藏公路、青新公路以及祁连山与阿尔金山相接的阿尔金山和河西走廊的扁都口,都是当年羌人自青藏高原呼啸而下的战略通道。三、中国有白人很正常,没有白人才不正常我们在河西走廊及南疆盆地的考察采访中,发现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自东而西,在一些遗址与墓地中,白人的成分似乎在一点点地加重。比如,在民乐灰山和山丹四坝等遗址中,主要以蒙古人种特征为主,而且从文化类型上判断应是古羌人,但也不排除有西方民族人种掺入的可能。但在酒泉火烧沟遗址(亦属于四坝文化范畴)中,就发掘出有高鼻深目的人骨化石,有人猜测这一时期可能西方高加索人与当地的古羌人有融合迹象。在新疆南疆盆地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比方说我们熟知的楼兰美女、小河公主等都是。甚至,我和田玉石的源头流水村,发现的一处墓地,即流水村墓地,有着蒙古人种、西藏人种等多种人种成分的混合。这个墓地距今3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在那个时代就有了相互的交流和混合。说到白人问题,可能就会让有些人敏感,但是,我们要以正常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今天的考古学家研究认为,黄帝部族作为最大的胜利者,可能在河西走廊一带作过短暂的停留,而后期所出现的周部族正是黄帝之后。还有月氏、乌孙、氐羌、匈奴,但这些民族的出现只是作为河西走廊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但是,河西走廊乃至新疆南疆盆地主要人种以及文化仍是以羌戎为代表的民族对这一区域的不断争夺,继而也构成了这一地区人种形成的基础。怪吗?不怪的。在月氏、乌孙、氐羌、匈奴当然也是有白种人的,他们当然不是从西方来的。而所谓的高加索人甚至雅利安人即使来过又能如何?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来表达类似“民族”概念的语词,为数不下数十种,有“民”、“族”、“种”、“部”、“类”等单音词,也有“民人”、“种人”、“民群”、“民种”、“部族”、“部人”、“族类”等双音词,独独未见“民”“族”二字连缀并用成词者。所以,民族一词应该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我们拿它去套用古代的“民”、“族”、“种”、“部”、“类”等显然是有些不合适的。话说到这里,我们要表述的概念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在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西北,生活着的那群人被冠之以羌,尽管其以羌人为主,但仍然有着不同的“民”、“族”、“种”、“部”、“类”等,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具体区分他们了,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中国人。尽管,这些人中有着黄种人也有白种人,而现代的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说的是,在3万年前这些人登上青藏高原的那一刻,他们当然是不会有国家这种概念的,甚至,到了3000至4000年前这一时段里,也都没有,所以,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即使不同于羌的白人也就只能是中国人了。若说,那些白人是他国人,但他们的国在哪里?这种说法滑稽得有些可笑了,没有这么对待历史也没有这么研究历史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今天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发现一两架白人的骸骨,有人就大惊小怪,就拿这个事情说事,真是没必要。出现白人怎么了?历史上,有白人的中国是正常的,没有白人的中国才是不正常的。现在科学研究,通过DNA的测定,发现古汉藏羌是同源的,我们的史籍里也是这么记载的。我们这个民族,分明在我们不甚了解的史前,就完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大融合。(文/路生)参考文献:新华社《科学家发现新证据认为至少3万年前人类就已踏足青藏高原》;2018.11.30;记者董瑞丰。...全文>>

路生2019-04-20 阅读(403)

西方逻辑也源于古汉语?莱布尼茨受汉字影响开创西方逻辑

西方逻辑:源自古汉语,赠予古希腊诸玄识一、开场白:逻辑故园西方不可能原创逻辑,因为它没有表意文字——唯一的承载、承传知识及其方法(逻辑)的工具。西方于现代早期从“汉字密码”中获得了逻辑。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F.Fenollosa,1853—1908年)说:“通过将汉语作为一种模式,当成真正知识的工具,由此来修补我们(西方)的抽象语言的缺陷(torepairtheabilityofourpoorabstractspeech)。”他进一步说:“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自然选择(whatChineserepresented……wasanaturalalternativetoallWesternlogicandabstractsystematizing)。”作为人的思维的内容与方法,知识和逻辑均根植于“深层意识机能”,它须由表意文字(汉字)来承载和承传。至于表音文字——这里主要指18世纪前的西方文字——所包含的,与知识与逻辑毫无瓜葛,而来自“浅层意欲机能”的感觉,其特点是个别性、本能性和排他性。再说,由于人的声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皆处于恒变状态,它和它所含的信息也都不能可靠播送;如果诉诸文字却徒然增加“负能量”——鸡同鸭讲、鸡声鹅斗、强词夺理、强人所难,以致争吵不休、冲突不止,这就是16—17世纪的欧洲陷于宗教战争、而不可和解的症结之一。从17世纪晚期,西方从“汉字密码”中摘得“表意内涵”,包括语义、知识和逻辑等,因而其字母表音文字则由“发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这样,西方人便使用如此“中体西用”的新文字(英文、法文和德文等),基于“东学西渐、中学西被”之厚积,塑造现代西学和伪造“古典西方”。19—20世纪的西方中心论便把它变成“古已有之”的专属,反而污蔑其余人类——尤其是中国——没有逻辑,是思维缺陷。 图解:表音文字(左上)包含和表达“本能信息”——欲望、意欲。表意文字(右上)包含和表达“思维信息”——意识、知识。因此,在其于17世纪晚期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表音文字没有知识与逻辑的成分。人类知识及其表达与推论方式(逻辑和相关符号),总源于《易经》,而通过汉字传导的。二、基于汉学的“逻辑学之父”第一、西方逻辑的前因后果西方逻辑形成的“三段式”(ABC)是:〔假逻辑:A.亚里士多德(19世纪成型)〕←〔真逻辑:B.莱布尼茨(逻辑学之父,17世纪末)←C.“汉字表意”(所有西方知识与逻辑的主要来源)〕C=Chinese(汉语);A=Aristotle(亚里士多德);C=Bouvet(白晋:法国数学家、赴华耶稣会士,把《易经》和表意汉字、以及两者所包含的“原逻辑”,介绍给莱布尼茨)。第二、寻找人类知识的钥匙剑桥大学教授约翰·马伦本(JohnMarenbon)讲述:莱布尼茨……寻求有关中国的思想和语言文字的信息。……1697年之后不久,他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年)开始了最有趣的关于中国哲学的信件交流;尽管在1702年之后中断联系,令他非常沮丧,但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从未减退,倒是贪婪地反复解读已得到的中国资讯。……莱布尼茨和一些学者分享这样一个信念,即:汉字系统有一个基本的逻辑结构,由此,便找到了一把易于掌握汉语的钥匙。有了这个逻辑了不得,不仅可以解码汉字,而且通过解码汉字,它便成为打开知识宝藏的钥匙。正如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所言:“汉字……反映世界的逻辑秩序,乃至使发现真理成为可能。”美国历史学家芒杰利略说:“为了回应欧洲寻找“汉字秘钥”(ClavisSinica),白晋认为……伏羲不仅发明了汉语钥匙,而且是‘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truekeytoallknowledge)。”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J.MarshallUnger)说:“由于汉字显然是表意的,任何人能找到破译的钥匙,他就会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第三、莱布尼茨开创西方逻辑为什么说莱布尼茨是“逻辑学之父”?怎么不是亚里士多德?这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克拉伦斯·欧文·刘易斯(ClarenceIrvingLewis)论证的——“刘易斯的(逻辑)历史的开创者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莱布尼茨;(换言之),逻辑与逻辑符号开始于莱布尼茨。……正是莱布尼茨提出了‘通用语言’的计划,旨在表达科学和作为‘普遍演算’的推理。”……此外,刘易斯还说,逻辑符号的媒介是“表意象征”(idiographicsymbolism);“逻辑是运用‘表意象征’表示精确科学的通用方法。”还有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斯科尔茨(HeinrichScholz)称道:“莱布尼茨是逻辑学与数理逻辑之父”;“莱布尼茨确实是现代形式逻辑的鼻祖”;“……逻辑演算的正式语言叫做‘莱布尼茨语言’(Leibnizlanguage),……以致现代逻辑意识已经成为‘莱布尼茨逻辑遗产’(theheritageofLeibnizeanlogic)”。西方逻辑的源头在中不在西,其首创者当然不是伪亚里士多德,而实实在在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的莱布尼茨。所谓的“莱布尼茨(逻辑)语言”,也就是“汉语表意”。正如北密歇根大学名誉教授凯尼尔(KurtvonS.Kynell)指出:“莱布尼茨通常被认为是‘符号逻辑之父’,……它是表意汉字式的通用语言结构和确定公式。”李约瑟确认:“莱布尼茨之成为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之父,是因为他的成就来自表意性质的汉字的激发。”三、亚里士多德是毒赝品第一、伪造物成为绊脚石在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及亚里士多德“手稿”,都是神职学者伪造的。彼得吕斯·拉米斯(1515—1572年)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切都是伪造的或虚假的”(thethesisthateverythinginAristotlewasforgedorfalse)。由于那时的西方文字是神学性的(没有关于“人”的合理表意),“古希腊”与基督教构成欧洲进步的双重障碍,若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发生科学~工业革命。即:“在培根影响下的近代科学通常伴随着反经院学派的斗争,……谴责亚里士多德,把他看作是进步的大敌(thearch-enemyofprogress)。”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鲁本斯坦也说:在17世纪的欧洲,对于试图掀起科学革命的新派人物(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牛顿……)来说,“亚里士多德不是灵感,而是敌人”(Aristotlenotasaninspirationbutasanenemy)。另据英文版维基百科:在现代早期,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全是过时的、经院派的和错误的(Aristotlecametorepresentallthatwasobsolete,scholastic,andwrong)……。在1632年,威廉·哈维通过展示血液循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第二、鸦片一般的思维陷阱尽管主要是在19世纪,所有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典著作”都被用新语言、新思想进行改造或改写;但它们充其量是作为西方中心论的“优秀遗产”和“话语霸权”,而与实际的科学发展则是背道而驰的。正如哲学家杜威所说:亚里士多德是“现代科学的大敌”(arch-enemyofmodernscience)。在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AlfredKorzybski,1879—1950年)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科学思维和一般理智的死敌。”诺贝尔奖得梅达沃(PeterMedawar)称:“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仍然代表着真正科学的敌人。”他所著的《纯净的17世纪》陈述:亚里士多德是编造的“一个奇怪的、一般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传闻,一个有缺陷的观察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人们则过于轻信之……”。第三、中国因素重塑古希腊至于被捧上天的“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是现代西方学者利用“莱布尼茨逻辑语言”加以改写的结果。也就是上文所说的:A.亚里士多德←B.莱布尼茨←C.“汉字表意”。汉堡大学教授格拉斯霍夫(KlausGlashoff)论文《莱布尼茨语义学内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透露端倪。其中写道:“莱布尼茨……对外延与内涵的精确定义……为三段论逻辑的解释打下了可靠基层;……为亚里士多德普遍命题提供了语义学之定义,提供了可能性;……莱布尼茨的概念作为思想的通用工具,被用于构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内涵模型。”四、莱布尼茨撷取汉字逻辑第一、逻辑所基于的文字符号,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汉字是唯一的表意文字)。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教授罗兰·豪德强调,表意文字是通用语言、科学语言和逻辑符号的基础。他解释现代逻辑系统是如何从莱布尼茨开始的:如果能设计出适合的符号系统,这将有可能构建一种通用语言;后者是表意的,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单独的含义……。这种语言完全没有歧义,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语言;它将提供一套完整的推理演算,并且就像组合艺术一般地构成一部知识百科全书。如上所述,纯粹的西方表音文字,也就是15—17世纪欧洲的文字,只是发音符号,而且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几乎不能传播;它所包含的意思只限于个别性、本能性和排他性的,绝无“人类的共同认知”。后者乃表意文字(汉字)之属性,即“汉字密码”——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普遍性与抽象性、形而上与形而下、逻辑与逻各斯……。那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要把“汉字内涵”移植到西方文字之中,使它从“表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因此,只有表意文字(汉字)才具有逻辑成分,而西方文字原本则只是“音标”;后者从17世纪末,开始从“汉字密码”里摄取“表意内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诸文字只是“汉字表意”的符号。第二、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莱布尼茨从“汉字表意”提取通用语言与逻辑符号的成分?印度哲学家穆尔提(K.SatchidanandaMurty)指出:“表意汉字可能使莱布尼茨想到了逻辑符号。”古汉语及汉字文献中蕴藏着原生逻辑,这莱布尼茨感兴趣的。汉学家、澳门大学教授梅勒(Hans-GeorgMoeller)说:莱布尼茨同样很欢迎中国的语言与逻辑。……莱布尼茨勾勒出基本的数学与逻辑模式,他认为,这些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已表达了,至少是以初步的形式,即最初是在《易经》的阴阳关系的原理中映射出来。莱布尼茨还认为,汉语书写系统是表意的;因此,它是人类通用语言与文字的最佳候选者。这种语言文字不会与特定语音相捆绑,而是超越它们来表达普遍共享之思想。伦敦大学教授斯彭德从西方宗教传统的角度来论证,即:“莱布尼茨这一计划,即建立在表意汉字基础上的通用术语,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符号逻辑与生成语法。它们都是试图回归伊甸园的原初语义,即回到文字与物体的彻底一致上;那是神性的标识语言,而后则发生语言堕落——变乱口音、混乱争吵的“巴别塔之劫”。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达塞克(ValDusek)在其所著《物理学的整体思维的启示》一书中指出,西方逻辑及数理逻辑直接来自莱布尼茨,而间接源于表意汉字。他写道: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他是命题符号、逻辑和数学逻辑的发明者。两百年后,弗雷格、罗素、怀海德和皮尔斯在莱布尼茨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而扩展之。宇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逻辑演绎系统,对于上帝来说,所有的真理皆能凭借逻辑定义来确认……。莱布尼茨设想了“通用文字”(characteristicauniversalis),那是一种数学语言,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被公式化。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皆用符号逻辑的理想语言来解释哲学这一方法,同样来自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其中达成统一,所有的争端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化解。……莱布尼茨的理想是,万物皆可由相应的符号来表示,并且能向读者直接揭示万物之本质,这就是中国表音文字(汉字)。……中国表音文字原本就与万物的本质密切相关和精准一致,它代表着华夏先哲对万事万物的直接洞察,而不受(时空变迁)所腐蚀和变乱。 图:莱布尼茨利用《易经》推演出逻辑系统和二进位数学,后者是现代电脑的基础。五、贪天功为己有却盗憎主人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的歪曲是非理性的,毫无道理的。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络德睦介绍道:汉语不是表音的,而是“用符号标识思想本身”;这竟成为黑格尔定性汉语“不成熟”的证据,说它没有达到西方语言的高度。……马克斯·韦伯也持这种论调,他观察到,“中国人的思想一直停留在绘画和描写上。”和黑格尔一样,韦伯确认了这个“不幸事实”的悲惨后果,即:“中国人无缘于逻各斯、定义和推理的力量”;……“逻辑的概念迥异于中国思想”……。然而作为反例,请考虑一下...全文>>

诸玄识2019-04-01 阅读(195)

杜钢建为何说“英国人英语都源于大湘西”?答案来了

英人英语源于大湘西杜钢建在国际比较语言学界,上个世纪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发现英汉同源的问题。我早年研究比较语言学时也发现英汉有共同源头的问题。后来忙于法律专业工作,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英汉同源的原因。随着对文明源头的研究逐步深入,发现早期英国人都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国移民到欧洲的。我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中已经有所论述。中国古代英国人的变迁史值得重视。中国古代的英国文化是欧洲英国文化的来源。从源头看,又都起源于大湘西地区。英国和英人的名字源于英山。在禹王时期伯益制作的《山海经》中已经记载有英山。《山海经》中的英山属于金属资源丰富的地区。关于先夏时期铁资源的分布,禹王和伯益、后稷、大章、竖亥等作了广泛调查,这在《山海经》中有充分的体现。当时,中国的铁资源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有关记载主要体现在《南山经》和《西山经》中。《山海经》记载:“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山海经》作为《山海图》的文字说明部分,堪称是一部国土资源分布经。禹王时期英山已经引起伯益的重视。“英”在语义上有多种理解。《鹖冠子》曰:“德万人者谓之俊,德千人者谓之豪,德百人者谓之英”。英俊、英杰、英豪等表明英为出众者。至于英字用于山川,英山指“再重山”。英山与邳山在语义上有相关性。《史记》说:“东过雒汭,至于大邳。”【集解】:孔安国曰:“洛汭,洛入河处。山再成曰邳。”【索隐】:尔雅云“山一成曰邳”。或以为成皋县山是。李巡云:“山再重曰英,一重曰邳。” 《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阳东山,又曰青坛山,在卫州黎阳南七里。张揖云今成皋,非也。”山一重为邳,山二重为英。英山的地名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英国、六国、偃国、许国等均以皋陶后裔为主体。《史记》记载,封皋陶之后于英国、六国和许国。关于六国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在今六安市一带。【索隐】曰:地理志六安国六县,咎繇后偃姓所封国。【集解】曰:皇览曰:“皋陶冢在庐江六县。”《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一百三十二里。春秋文五年秋,楚成大心灭之。”六国在今安徽境内。关于许国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在今河南省境内。《史记》【索隐】曰:许在颍川。【正义】曰:括地志云:“许故城在许州许昌县南三十里,本汉许县,故许国也。”关于英国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史记》【正义】曰:英盖蓼也。《括地志》云:“光州固始县,本春秋时蓼国。偃姓,皋陶之后也。《左传》云子燮灭蓼。太康《地志》云蓼国先在南阳故县,今豫州郾县界故胡城是,后徙于此。”【索隐】曰:“蓼、六,本或作英、六,皆通。然蓼、六皆咎繇之后也。”据系本,二国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左传云楚人灭六,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杜预曰:“蓼与六皆咎繇后。”《地理志》云:“六,故国,皋陶后,偃姓,为楚所灭。”又僖十七年“齐人徐人伐英氏”。杜预又曰“英、六皆皋陶后,国名”。从姓氏上判断蓼国就是英国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蓼国和英国虽然有偃姓,但偃姓分布多国。从《山海经》记载的英山地理位置看,英国曾经在今湖北英山县立国。我认为英国在今英山县一带立国的其他理由在于英国人是从六国中分离出来的。皋陶的后裔先被封在六国,后来又分出英国,故英国与六国的距离不会太远。英山县在今六安南边,包括霍山和金寨等地在夏商周时期都属于皋陶后裔的封地。英国人的祖先皋陶在舜帝时期为士。《舜典》称禹、益六人新命有职,与四岳十二牧凡为二十二人。新命六人中,禹命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士,垂作共工。卿官之外别有四岳。英国人是皋陶的后裔。英国人的祖先皋陶则是少昊的后裔。少昊支子娶高阳氏女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生陶,为舜士师,是为皋陶。舜让禹位,禹让皋陶,皋陶推辞。皋陶生子三人,长伯翳,也称伯益,次仲甄,季封于偃为偃姓,有匽氏郾氏,而州绞舒皖贰轸鸠庸龙蓼皆其派枝。州灭于鲁,绞灭于宋,舒皖贰轸鸠庸龙蓼则入于楚。后有州氏佼氏绞氏贰氏轸氏摇氏皖氏睆氏参氏会氏阮氏棐氏鬲氏郦氏止氏舒氏舒庸氏舒鸠氏舒龙氏舒蓼氏舒鲍氏舒龚氏。可以说皋陶的后裔当年遍于荆楚大地。英国人也是皋陶的二儿子仲甄的后裔。仲甄事夏,封子六,后分于英,俱灭于楚,后有甄氏、六氏、皋氏、咎氏、繇氏、睪氏、英氏、黥氏(英布改姓)。英国人迁徙到各地,将英地名带到各地。后来的英州、英县等地名也是夏商周英国文化传承下来的地名。按《万姓统谱》康庐陵人知英州。英国的后人中以国为姓的有英姓和英成姓。英人在西周时期也有人移居朝鲜半岛,有的人还担任马官职务。由于古代朝鲜是生产马匹的国家,因而专门建立了负责马业管理的牧师制。牧师制是在哲威王箕调(前943-前925年)时期建立的。根据牧师制,第一个当牧师的官员是英庆父。 中国古代英国被灭于楚成王熊恽时期。按《史记楚世家》,杜敖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国。熊恽联络随王,与随袭弒杜敖。熊恽代立是为楚成王。楚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与盟乃去。十八年伐许。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四十六年冬十月商臣围成王。成王自绞杀,商臣立,是为穆王。英国灭于楚成王二十六年。中国古代的英国人也有一部分随着索国人一起移民中亚和西亚,并进一步移民欧洲。1856年法国历史学家戈比诺(Gobineau)根据《圣经》认为,诺亚的三个儿子含、闪和雅弗都起源于中亚的索国人地区,即索格底亚纳(Sogdian)。据此,索人地区可以说是欧洲白人的起源地。戈比诺是鼓吹白人种族优越论、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学者。戈比诺把自己写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献给在英国出生的汉诺威国王。西方学者不知道中亚索人起源于中国南方湖湘地区。他把亚洲索人地区作为人类种族起源地的说法,也值得我们在研究古代民族从华夏地区向西方迁徙过程中对索人文化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中论证索人起源于大湘西地区的武陵山。英国人的祖先皋陶和伯益均在大湘西地区辅助禹王在今张家界崇山开启了夏朝。中国古代英国人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曾经有一部分加入了苏毗国。苏毗人中盎格利夷人Anglii。盎格利夷人也是后来英国盎格鲁人的祖先之一。盎格利夷人以杨氏和娘氏为大族。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主要是由盎格鲁与萨克逊两个部落组成的。其中盎格鲁人曾经也是苏毗人的部落之一。《日耳曼尼亚志》将盎格利夷人列为日耳曼苏毗人的范围,是有历史根据的。中国古代英国人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曾经有一部分加入了瓦兰人的部落。瓦兰人的分支有瑞典人、诺曼人、盎格鲁人和哥特人等。瓦兰人到达南俄地区后,该地区开始称为罗斯国。诺夫哥罗德人也是瓦兰人的后代。俄罗斯《古史纪年》907年记载说希腊人统称所有俄罗斯人种为大斯基泰人。852年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时罗斯有人去察里格勒,此事在希腊编年史中有记载。希腊普利斯库斯的著作中说,461-465年阿瓦尔人西迁逼迫Saviks人西逃,引起邻近东罗马帝国的三个民族逃离本土。558年阿瓦尔人请求东罗马帝国的帮助。568年在匈牙利建立阿瓦尔汗国。厌达Abde亡于563-565年间。589年突589年突厥可汗致信东罗马皇帝Mauricius,说征服了厌达Abde,击溃阿瓦尔人。阿瓦尔人是东胡人,黄帝后裔夔的后代。保加尔人是东胡人族群的阿瓦尔人的一支。在北高加索地区。阿瓦尔人是保加利亚人的先祖。瓦族人(苏毗语和藏语为wa。)也称瓦兰人。瓦族人中以韦族人(藏语为dBav。)为主,与可萨人有亲缘关系。《日耳曼尼亚志》中译名瓦累尼人Varini,属于瓦族人。瓦兰人是公元9世纪早期俄罗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瓦兰人的到达带来了罗斯人。罗斯人是瓦兰人的一支。瓦兰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建立基辅有关。基辅是北狄可萨人建立的。西方书籍称可萨为哈扎尔。可萨人是塞种羌人与乌孙、大月氏、康居人、奄蔡人、大夏人混合形成的哥萨人,也称萨迦、萨克、塞克等。塞种本允姓之戎。可萨人后来转入铁勒部族,逐步形成哈萨克族。《哈萨克族简史》对此有说明。可萨人于公元2世纪末大规模出现在里海、高加索山等地。可萨人对俄罗斯地区早期文化的影响很大。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伏尔加河为可萨河。可萨人建立基辅后长期统治基辅。可萨人和后来的俄罗斯人中也有中国古代的英国人。中国古代英国人将上古大湘西地区的女王政治带到了欧洲。古代苏毗人实行女王政治。其国代以女为王。《隋书·西域传》记载的女王姓苏毗,字末羯。苏毗人继承了上古湘西双女王治理的传统。在苏毗国,除了女王外,“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女王每五天听朝政一次,小女王则协助管理。王位由女王终身把持,女王死后,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人为女王,一人为小女王,共主国政。若女王死,则由小女王继任。苏毗人的女王统治制度源于上古湘西女王制度。苏毗人移居欧洲后,直接影响到英国等国家女王制度的形成。苏毗人的双王制度对罗马等国家的双执政官制度与共和制度也产生了影响。中国古代的英国人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也将城市建筑技术带到了欧洲。苏毗王宫继承了崇伯鲧在湘西崇山建造的夏朝第一首都崇山城的风格,依山台地修建,具有王居九层的高台层楼的特点。如今藏北仍遗存有苏毗国古羌王宫,皆是台地层楼,石墙修建。苏毗人包括英国人将此种城堡风格引入欧洲,如今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还能看到此类城堡建筑。关于英国人随着苏毗人到达欧洲后的风俗习惯和法律文化,在古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佗的《编年史》和《日耳曼尼志》、阿庇安的《罗马史》、古代拜占廷时期的约达尼斯写的《哥特史》、古代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提的《黄金草原》等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包括中国古代英国人在内的苏毗人是一个重要的部落联盟的文化概念。苏毗人文化实际上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苏毗人文化不仅对不列颠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对古罗马文化、日耳曼文化、高卢文化、俄罗斯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源头看,可以说颛顼时期的伯夷父和尧舜禹时期的皋陶和伯益等是欧洲这些民族的祖先之一。欧洲英国人的早期记载来自古罗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塔西佗的岳父在不列颠担任总督。在不列颠曾经发生过乌昔鄙夷人叛逃事件。罗马军队从日耳曼尼亚征集一批乌昔鄙夷人。这些乌昔鄙夷人被派到不列颠驻军。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军事教练和百夫长,然后叛变逃亡。在逃亡中遇到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彼此抽签相食。这些乌昔鄙夷人后来被日耳曼部落中的苏毗人(译名斯维比人Suebi)捕获,其中一些人被卖为奴隶,有的被转卖到罗马当奴隶。中国古代英国人在向西方迁徙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加入了氐人部落。历史上关于盍稚人即氐人的文字记载从目前考古情况看,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记载。我相信《山海经》是先夏时期伯益跟随禹王治水奉命撰写的有关《山海图》的说明文字,《山海经》的记载应该比商代甲骨文的记载还要早些。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人面鱼身无足是氐人的原始图腾。《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明了氐人的起源地点。《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关于氐人的祖先,《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先夏时期,氐人国还在南方,在记述方位的经文中属于海内南经和海内经部分。中国古代英国人与氐羌有密切的联系。氐人国在湘西建木的西边,也符合氐人祖先的活动地点和出生地点。氐人的祖先是伯夷父。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夷父是颛顼的老师。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帝颛顼师伯夷父。”《汉书古今人表》记载:“柏夷亮父颛顼师。“《新序杂事五》记载:“颛顼学伯夷父。”据此,郭璞云:“伯夷父颛顼师,今氐羌其苗裔也。”伯夷父大亮与颛顼和其他几位大傩师的活动地点都在湘西崇山国一带。伯夷父也称柏夷父,是帝颛顼时期在今湖湘地区修道的高人。根据《澧纪》记载,柏夷父大亮、大隶赤民、颛顼等都在湘澧之间居住,彼此过往从密,浚明益圣。中国古代英国人的祖先皋陶与其前辈伯夷父都在大湘西地区从事法典编制工作。颛顼曾请伯夷父颁布法典,制五刑,以折臣民。禹王时期皋繇所制夏刑法典是以颛顼朝伯夷父的法典为基础的。颛顼到达巴比伦和埃及时也将伯夷父的法典带到巴比伦和埃及。后来巴比伦法典和埃及法典都受到华夏法典的影响。颛顼朝伯夷父法典继承了黄帝朝法典,黄帝朝法典继承了炎帝朝法典,炎帝朝法典继承了伏羲朝法典,伏羲朝法典继承了燧人氏时期和有巢氏时期的不成文法和习惯法。氐人属于羌戎三苗的一支,其中也有犬戎族人。《魏略·西戎...全文>>

杜钢建2019-03-24 阅读(592)

杜钢建演讲:不但英语来自华夏古汉语,英国人也来自大湘西

上一周,我召开了《山海经》的研讨会,《山海经》源于山海图,历代山海图就是世界地图。不相信的朋友,你只要在网上搜索山海图,就会发现,山海图全是世界地图。早在8000年以前,炎帝的大臣赤翼和白阜在大湘西地区分别组建了两大团队去测量地球制作地图,就是最早的山海图。光是白阜这个团队就有六国人,在当时的方国万国当中,每个方国平均人口是5000人左右。我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考古遗址中研究,东西方的平均人口,在8000年以前的一个方国,应该是5000人左右。6个方国就有3万人左右。白阜六国人研究东极到西极的距离,另外一个赤冀的团队研究北极到南极的距离。所以,《山海经》给我们展现了“三代以上、天下大同”的这样一个历史图景和格局,需要我们今人重新汲取其精神。我跟大家的汇报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全文>>

杜钢建2019-03-23 阅读(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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